差不多哥斯達黎加的每一個鄉村，都有一片足球場。保養得當、政府資助、全民開放。

我的朋友西蒙·庫珀，在2014年世界杯結束后造訪世界杯八強國家哥斯達黎加，發現這世界上第一個不設軍隊的小國，足球早已全民化。他發現所到之處，男孩女孩、成年人，甚至中年女性，踢球者比比皆是。

孩子們自由自在的踢球！

一個中美洲氣候潮濕的國家，人口不過450萬，將這么多的土地資源拿出來，作為足球場地，哥斯達黎加歷屆政府的眼光與眾不同。用秘魯經濟學家埃爾南多·德索托的概括：“哥斯達黎加是發展中國家里，對于民生質量最為關注的國家”。“民生關注”，不是將土地資源進行商業變現，建造更多的住宅公寓，而是更深入的“民生”——讓老百姓過得更開心。

足球顯然是讓大家更開心的途徑之一。世界杯能在意大利、英格蘭和烏拉圭的小組出線，最終進入八強。哥斯達黎加人足夠驕傲開心好一陣子了。

哥斯達黎加國腳們在巴西世界杯時

經濟并不發達，這一類國家就不能讓老百姓“幸福生活”？哥斯達黎加給出的是一個充滿創造力的成功案例，他們未必能像北歐國家那般富足安寧，但幸福指數上，他們完全不落后。

2014年聯合國發布的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上，挪威排名第一，但哥斯達黎加的成績格外耀眼：國民平均收入只有美國八分之一，但人均壽命高達80歲，比美國還年長1歲。在生活選擇自由度、健康指數、壓力承受指數和政府清廉指數上，哥斯達黎加得分奇高。

這個國家的歷史相對奇特，西班牙殖民者從十六世紀初控制這片土地，可哥斯達黎加并沒有令人垂涎的礦產資源、沒有殖民者夢想的黃金，從殖民時代開始，在哥斯達黎加定居的人，除了勞作，很難一夜暴富。新移民和原住民通婚比例很高，人種復雜，幾百年下來，種族主義仍然存在，卻沒有形成激烈社會矛盾。或許這是哥斯達黎加社會財富相對平均的原因，因為種族主義往往和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均互為因果。

1941年，哥斯達黎加就形成了福利國家體制，不過1948年爆發的內戰，顛覆了曾被稱為“中美洲瑞士”的社會體系。重建的民主體制，更加健康。廢除軍隊，不會是很多民族國家的選擇，但哥斯達黎加的政府預算里，早已沒有軍費開支一欄。據聯合國統計數據，在2011年，至少有21個發展中國家，軍費開支要在其教育開支之上。

哥斯達黎加總統

哥斯達黎加的民主政治體制，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序列里維持時間最長者，60來年。民主政治體制，不是經濟發展高速的保證，不能保證“國力不斷增強”，但比較而言，民主政治體制更有利于社會資源和財富相對平均分配。哥斯達黎加仍有12%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可和其他拉丁社會相比，這個數字只有拉丁社會貧困線下人口平均值的一半。同時哥斯達黎加女性受教育程度，要高于男性，也是與眾不同的社會特點。各種社會因素綜合起來，未必能決定其足球水平的先進，但肯定有助于足球在哥斯達黎加的發展。

一個社會的幸福指數，很容易和收入水平直接掛鉤，哥斯達黎加并不富裕，國民收入水準和利比亞、伊拉克差不多，不過收入多寡在這里并不是最重要的。政府將各種土地出讓給球場，而不是房地產開放商，體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社會發展思路——經濟建設并不是一個社會幸福水平高低的唯一通道，環境保護、公眾生活的質量，未必都能用錢和經濟發展指數來定義。

這個國家也經歷過幾乎所有熱帶國家必有的亂砍濫伐階段，然而哥斯達黎加制止了這種趨勢，目前森林覆蓋面積高達52%，30年前，這一覆蓋率只有27%。這個國家的下一個社會發展目標，是在2021年達成碳中和平衡。

這絕不是一個典型模范足球國家，庫珀說哥斯達黎加蚊子還是太多了，奢華舒適的設施太少了，主流媒體的宣傳口徑太統一——“電視上整天都是戒煙公益廣告，很多古巴式宣傳口號比比皆是。”這可能不太符合自由主義者口味，然而不將“發展”那么當回事的發展中國家里，能充分享受足球的樂趣、社會的平衡，哥斯達黎加是獨特的那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