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克魯伊夫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隊報》專訪，當時他67歲，回憶了他在阿賈克斯、巴塞羅那以及荷蘭國家隊的光輝歲月，對自己的傳奇人生作了一個總結。這位上世紀70年代足球場上的另類英雄，快速、細膩、觀賞性強，始終高昂著頭，優雅，既是他的信仰，也是他風度的自然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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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有幸與克魯伊夫碰面，我們竟因巴塞羅那的大堵車遲到了兩個多小時。當我們準備各種道歉的借口時，荷蘭人卻用一個大大的笑容表示了理解，畢竟我們確實無能為力。采訪前我們一起喝一杯緩解氣氛……

這一次在巴塞羅那基地的會面克魯伊夫遲到了半個多小時，他笑著跟我們表示了歉意，請我們喝了杯咖啡。克魯伊夫依舊氣定神閑、口若懸河，對于我們讓他談論“優雅”的話題時，還會故作驚訝。在他看來，羅杰·費德勒才是最合適的人選。在一個多小時的時間里，他談到了對優雅的看法和定義。

我是第一個“搖滾巨星球員”

Q:您在70年代的生活是怎樣的？大家會像追逐搖滾巨星那樣追逐你們么？

A:是的，有相似之處，我從來沒有自己一個人待著的時候。我不停地奔波，需要始終保持絕對專注以確保良好的競技狀態。除了足球，還有贊助商、國際奧委會安排的活動，阿迪達斯占去了我很多時間。助理、政府部長、廣告商始終在我身邊轉來轉去。這種地位上的迅速上升耗費了我不少精力，其他知名人士的生活都和我差不多。然后我們就開始尋找自由，希望得到解放。二戰的一代人在戰后所作出的改變決定了很多事情，披頭士、滾石樂隊反映了這種變革和對自由的向往，或許我也是這種狀態。

Q:當時您是否意識到您是第一個像搖滾巨星的球員？

A:是的，但當時我們看待事物有不同的方式。信息傳遞的速度與今日不同，所以影響名氣的因素也不一樣。此外每天的訓練和每周的比賽也把我限制在一個框框之內，這和那些藝術家有所不同。我認識很多當時的明星，最近見到的是埃爾頓·約翰，那是兩年前在墨西哥。我們一起回憶了過去彼此的生活以及科技對世界的迅速改變。如今，一切都和電視、通訊有關。以前可不是這樣。我踢球時，雖然獲得了一些成就，但只有300萬人認識我。現在梅西的粉絲以十億計數，影響力已經大到了荒謬的程度。如今隨著社交網絡以及其他溝通方式的興起，世界正在經歷一場無與倫比的巨變。但我的生活里依然沒有手機，也沒有平板電腦，我身上除了錢包一無所有。

Q:您踢球時，是否意識到在這個經濟、社會、審美發生大變革的時代里，您對于年輕一代不僅僅只是一個球員？

A:沒有，起初我們并沒意識到。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才發現。最開始我發現對于一些球員來說，我的經歷給了他們以足球為生的信念。我是阿賈克斯的第二名職業球員。我16歲進入俱樂部時，95%的球員都是半職業球員。將近5年后，我們在馬德里參加了俱樂部歷史上第一次歐冠決賽。當時一切都以瘋狂的速度發展著，除了結構性的機構，比如足協。

從不隱藏我的叛逆

Q:您跟足協曾有過幾次著名的爭斗。雖然您當時是為了個人的利益，但某種程度上您還是成為了球員群體的代言人。

A:我與球員工會合作捍衛所有球員的利益。從個人角度看，我完全沒有斗爭的必要，我的生活很安逸。但我希望讓那些得不到和我同樣待遇的球員能有一份合理的薪水。當時我并沒有直接參與斗爭，因為我沒時間，我只是允許他們以我的名義去爭取利益，這起到了作用。

Q:你從不會錯過與老派高層針鋒相對的機會……

A:作為戰后一代的孩子，我從不隱藏叛逆的一面。我希望打破舊有秩序，并發起過一些爭斗，其中一些還很有名。

Q:比如？

A:在上世紀70年代初，因為我們在國外獲得了成功，一些企業開始給我們一些利益。彪馬選擇使用我的肖像，但荷蘭足協卻不樂意。如果說橙色球衣是屬于他們的，我則是自己肖像唯一的主人！這導致了我們接下來的反目：1974年世界杯時，我的球衣和其他隊友的不同……我必須這樣做出反應，因為我不認為足協或與足協領導關系密切的品牌可以在不征得球員意見的情況下，強迫他們為贊助商代言。后來，我還和足協有過其它矛盾。我曾兩次同意成為國家隊主帥，但條件是我自己組建教練組。如今這看起來很正常，但在當時卻并非這樣。他們想把一些我認為或好或壞的為足協工作的人強加到我的團隊當中。在某些方面我成了先驅。

Q:這些沖突有的給了您優雅的形象，有的讓您有了搗亂者的名聲？

A:優雅，需要知道如何保持自由。無論環境如何，我總是會保持絕對的表達自由。有時，別人會因為我的批評而批評我，實際上我只是想施以援助。至少對方可以知道我的觀點，再決定該如何做。我運氣不錯，在自己的路上取得了成功，培養了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街頭足球有益成長

Q:作為球員，您掀起了技術和審美的革命，而荷蘭足球則是身體革命的代表，你如何解釋這種獨特性？

A:我在街頭學會了踢球，如果你覺得我在場上看起來優雅，那我在街頭踢球時就已經具備了這種素質。那時候我身體瘦弱，比踢球的同伴們年紀小，這迫使我要有自己的本領去應付他們。街頭足球有很多細節對球員的成長有益。首先是在石子路或瀝青路上跌倒帶來的疼痛。這很重要，意味著面對高大的對手，我需要控球、擺脫，避免身體沖撞后跌倒給我帶來的傷害。那些個子小的、速度慢的、身體不夠壯的通常會技術更好，因為他們在變向或閃避后保持平衡。我所有的訓練理念和精神狀態都來自街頭足球技術。這讓我回到過去，進行時空上的暢游。回憶有益東西，不斷改善執教方法。

Q:比如說？

A:在我那個時代，阿賈克斯兩支青年隊共用一個教練，他發現球員的長項和缺點，決定球員的去留。身材問題讓我很困擾，因為瘦弱沒法參加身體對抗訓練。為了提高速度，我和一名田徑教練特訓了3個月。這在當時是個特例。成為教練后，我沿用了這個方式，把這種特例變成了常態。在我的足球學校里，我采取了因人而異的單獨訓練方式。每個科目都有專職的教練，比如退役的中鋒博斯曼負責頭球訓練，考核球員在這個環節的優劣。阿賈克斯還召回了一些退役球員，負責傳授足球基本功。今年開始新政策：把三支球隊分為一組，每支球隊有5名教練，每6個星期三支球隊互換教練。18周后，他們會針對球隊的優劣勢出具一份發展策略報告。這個模式讓青訓工作更容易，因為有的教練擅長進攻，有的教練偏重防守，如果一名球員一年里只跟一名教練訓練，他可能會在某些方面有缺失。

Q:對青訓方式的改革是您在改變足球的過程中邁出的又一步？

A:完全正確。在我們培養球員的過程中，我們還會告訴父母該如何幫助他們的孩子訓練。在青訓營和在家的訓練同樣重要，這跟上學時在家做家庭作業是一個道理。一些簡單的東西，比如對著墻踢可以讓你學會控球。為了讓訓練有趣，我們能想出2000種辦法。足球不是每周踢四個小時就能學會的，而是要每天踢兩個小時。

我的經驗比大學文憑更有用

Q:盡管您在足球領域已經功成名就，平時有很多事情要忙，但您依然堅持思考足球的戰術和訓練，對于67歲的人來說這也是一種優雅……

A:這不該由我來評判，但堅持思考問題讓我感到高興。現在我有很多事做，開始了很多計劃，其中在秘魯、墨西哥、馬來西亞、西班牙、荷蘭、瑞典都開辦了學校。我不認為這只是足球學校，因為小球員們也可以在這里學到知識。這些學校的總體目標，是幫助那些無法像正常孩子那樣學習文化知識的足球生，通過現實或網絡課堂彌補文化上的缺失。一名運動員通常在十四五歲就離開了學校，專注于體育，當他35歲退役時會發現自己沒有文憑，也沒有學習生活技能。我們盡力幫他們走向正軌，有時他們的成績還很驚人。

Q:真的么？

A:舉個例子：埃德溫·范德薩。2011年5月他代表曼聯在歐冠決賽中與巴塞羅那交鋒，這是他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9月時，他來到了我的學校，一年后進入了阿賈克斯的市場開發部，現在擔任俱樂部市場開發總監，并且為俱樂部找到了新贊助商，簽下一份沒人敢想象的贊助合同。范德薩是個純正的運動員，但他經過培訓后成為了出色的談判專家。

Q:從你的語氣里我們能聽出你為他感到驕傲。

A:我當然很驕傲！15年前我在結束教練生涯后開始了這些培訓工作。彼時，雖然我有很多想法，并且有強烈的欲望進入新的領域，但總有人認為雖然我作為球員和教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因為缺少教育我很難在其它方面取得成功……起初我也這么認為，但在一次與一位部長的談話后，我改變了自己的想法，現在他也成了我的朋友。他希望我能想象自己能做什么，有什么計劃，我們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他笑著跟我說在工作上，他經常會模仿我的表達和行為方式。看著不知所措的我，他細數了我的能力，很輕易地說服了我，讓我相信我的經驗要比那些大學文憑更有用。雖然我沒怎么在學校受過教育，但他還是以我為榜樣，并建議我盡可能地分享我的經驗知識。正因如此，我的學校才從最初的32名學員發展到現在每年7000名學員。我怎么能不為此感到驕傲。

90%的工作賽前完成

Q:您執教時在衣著上展示了另外一種優雅，混合了理智的熱情和冷漠。

A:我知道我的影響力有限，只能更換3名球員，這與我平時對訓練的影響力相比微不足道。所以比賽中我顯得有些冷漠。我90%的工作都在比賽前完成了。

Q:您在執教巴薩時，有一次與皇馬的比賽中，雙方球員在您面前1米處發生了沖突，替補球員和助理教練都沖了上去，而您還是在場邊翹著二郎腿，顯得氣定神閑。

A:為什么要干預這種本質上毫無營養的沖突呢？

Q:這是優雅的定義么？

A:確實優雅是一種超越了表面的行為，需要自我尊重和控制。以羅杰·費德勒為例，如果分析他的比賽方式，他始終保持著純凈、簡單的本色。每個項目在歷史上都有兩三個人與眾不同，費德勒就是他們中的一份子。他們知道無論勝敗都要保持風度和尊嚴。風度就是優雅，我希望自己能在生活中始終保持風度，但現在做總結還早，我才67歲，還有很多事等著我去經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