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次大賽失敗之后，或者在謝亞龍、南勇們鋃鐺入獄之后，坊間習慣了把當事人打倒在地，然后再狠狠踩上一腳。很少有人，站在歷史的角度，把中國體育大背景下的中國足球脈絡梳理清楚。

　　只有梳理清楚每個時代的脈絡，才能真正找到中國足球止步不前的源頭。否則，會繼續在原地轉圈，不知所終。

　　此前的19年里，我作為一名體育記者或者說足球記者，一直拼殺在中國體育或者說中國足球的最前沿。我的主線是中國足協、各級國字號球隊和職業聯賽、青少年，所以，我一直在觸摸中國足球肌體內的所有脈搏。

　　但是，我和很多人一樣，一直糾纏于失敗陰影下的技術層面，沒有真正從管理體制的源頭，去解釋中國足球的一切。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們習慣了就事論事的罵戰，都在自作主張地為中國足球挖掘著精神墓園，從未有過真正具備穿透力的縱深分析。

　　最近五年來，我整理了一百多本采訪筆記，觀看了不計其數的足球資料，閱讀了中國足協前主席年維泗的《欣慰與悲愴》、閻世鐸的《忠誠無悔》、沈祥福的《圓夢·圓情》、金志揚的《追球》等十幾本足球圈內人士的著作，把手中珍貴的《中國足球運動大事記---1949年至1998年》讀了十遍，最終從中找到了我認為是源頭的東西。

　　我自信這些東西串在一起之后，就能夠解釋中國足球職業化以來的各種荒誕。我選擇了81/82年齡段、85/86年齡段這兩屆最能代表源頭的隊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都能找到管理體制源頭的影子。

　　另外，我把1992年的紅山口會議、1997年職業聯賽的緩沖、2000年曾經面臨暫停、2012年的管辦分離、2015年奔騰而來的協會化等節點串在一起，更能說明中國足球職業化的目的，是伴隨著中國的經濟改革發生變化的。

　　中國足球或者說中國體育，一直與中國社會的發展同步，從來難以游離于社會之外而存在。

　　中國足球此前的所有失敗，弱于中國足協本身（比如國足應該能打進十強賽，卻屢屢小組賽敗北），真正敗于體制（比如中國足球系統匱乏，青少年足球陷于荒漠化）。

　　做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在現有的體制下，中國足協本應該把足球做得比目前的現狀更好，卻沒有做到。

　　我必須強調的是，管理體制的形成，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原因，非一個人或者其群人能夠改變和左右。站在這樣的高度，看待和審視中國足球的一切，或許我們就會更加平靜和淡定。

　　所謂真正敗于管理體制，是因為受制于行政命令，中國足球淪落為中國體育真正的試驗田，并且從未真正出過實驗室，導致職業足球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同時，由于體制的制約，中國足球的普及從未真正啟動過，這是中國足球青黃不接，青少年足球荒漠化的核心原因所在。

上峰旨意下的摧殘式“魔鬼訓練”

　　一個巨大的魔咒盤旋在81/82年齡段國奧隊的上空，深入這支球隊的骨髓，穿透他們的靈魂，讓“超白金一代”稀里糊涂中香消玉殞。

　　但是，我是唯物論者。解釋國奧隊這種無比邪性的歷程，上帝無法回答。

　　我突然想起了楊一民在2003年12月份到毛家灣為這支球隊所做的動員，于是，我找到了答案。

　　沈祥福曾經率領國青隊在這里備戰阿根廷世青賽，那里幽閉的環境，良好的草皮，給了球隊最好的備戰空間。

　　國青隊在阿根廷世青賽晉級十六強，他和教練組把毛家灣當做風水寶地，決定國奧隊沖擊2004雅典奧運會從這里起航。

　　2003年12月13日，沈祥福率領的超白金一代齊聚毛家灣。第二天，主管國奧隊的中國足協副主席楊一民，風塵仆仆趕到了那個偏僻的基地內，為全隊做了動員，吹響了進軍雅典的號角。

　　在這次動員會議上，楊一民咬牙切齒地提出了要求：“從現在開始，你們必須堅持三從一大的原則，每天進行魔鬼訓練，人人都要挑戰自己的身體極限，為沖擊雅典奧運會做好準備。”

　　楊一民還講了很多很多，那些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求沈祥福為首的教練組必須遵從“三從一大”的訓練原則，一定要進行魔鬼訓練，讓球員都挑戰自己的體能極限。

　　沒錯，國奧隊此后發生的一系列身體上的慘案，都源于楊一民在毛家灣的這次動員。

　　三從一大，即“從嚴、從難、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的簡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競技體育的主要訓練原則之一。這個競技訓練原則，是在1964年制定的。

　　當時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全黨、全國人民成功地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后，運動隊迫切需要提高競技水平，并掀起了全國人民向解放軍學習的熱潮。提出學習解放軍苦練過硬殺敵本領的精神，學習郭興福教學方法。

　　國家體委按照賀龍元帥的指示，研究了當時我國訓練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反對訓練中的保守思想、教條主義和驕嬌二氣，運動隊樹立三不怕(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難)精神，要具備五過硬(思想過硬、身體過硬、技術過硬、訓練過硬、比賽過硬)作風，實行三從一大(從難、從嚴、從實戰出發，大運動量訓練)訓練原則。

　　客觀地說，“三從一大”訓練原則，曾經起到了至關重要作用，為中國體育競技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突出貢獻。但是，當世界趨向大同，技術國界越來越模糊之后，三從一大在競技領域尤其是在足球這樣的職業體育上，已經不相適應。職業足球，應該更多從“科學訓練”出發。

　　科學訓練，其實早已成為現代競技體育的精髓。但是，由于過去的慣性，上級單位強調更多的還是“三從一大”。

　　楊一民之所以在職業足球出身的國奧隊身上重提三從一大，是因為上級領導的要求。在這個官大一級壓死人的社會里，楊一民即使清楚這個原則不適合職業足球，他也斷然不敢犯上。

　　于是，沈祥福和他的國奧隊，必然會成為堅決執行“三從一大”訓練原則的犧牲品。

　　以沈祥福的隱忍，他心中再不情愿，也難以拒絕楊一民在動員會上的要求。因為，沈祥福知道，連楊一民都是無奈的，何況他一個國產教練。

　　當時，訓練強度大是毛家灣集訓最大的特點。

　　楊一民動員之后，他與教練組向球員強調：“本次集訓的重點是作風、意志和體能，所以訓練肯定要貫徹‘從嚴、從難、從實戰、大運動量’的原則。誰要是怕苦，誰要是受不了，那就請他提出來，我們批準他回家。”

　　如此高壓下，加上當時王圣作為反面教材的事例，隊員們誰也不敢懈怠。在長達22天的訓練中，全隊只在2003年12月22日和29日休息過兩天，其他時候，每天都是高強度的“魔鬼”訓練，其中第一階段竟然每天都是一天三練，而且早上的第一練是8000到10000米的長跑。

　　沈祥福當時表示：“第一周是打體能基礎，這一周的大運動量堅持下來后，后面兩周就輕松一些了。”

　　事實上，后面的兩周也不輕松。由于第一階段的超大運動量，隊員身體幾乎到了疲勞的極限，加上赴西班牙24人名單的壓力，許多隊員感覺比第一周還累。后兩周雖然沒有一天三練和萬米跑，但幾乎每天訓練后都要進行折返跑練習，最多的一次甚至做了60組，這種訓練量同樣“魔鬼”。

　　天天超大強度訓練的負面效應，就是大面積的傷病。隊醫王東震那里一摞X光片，厚得有些嚇人。

　　這三周，國奧大約有60％的球員曾因傷病缺席過訓練，幾乎每天場邊都有六七個傷員，分組對抗只好打9對9或8對8。據隊醫介紹，大多數球員沒有硬傷，只是因訓練強度過大而出現身體不適。張亞林和吳偉安早早離隊，一方面有位置重疊的原因，更主要則是因傷缺席了太多的訓練。

　　隊員們總算挺過來了，沈祥福在離開毛家灣時也像打了場勝仗：“雖然天天有傷病，但最終教練組制訂的訓練計劃總算完成了。有了毛家灣的基礎，下一階段到了西班牙我們的起點就高了。”

　　對于毛家灣的這段經歷，內部怨聲載道，外部難解風情。

　　為了挑戰所謂的人類極限，毛家灣的魔鬼訓練，把球員們的身體練得麻木而又僵硬。隨后的西班牙拉練，屬于球隊的過渡時期，所以身體上的弊端沒有顯露。

　　從2004年1月下旬到桂林和柳州熱身開始，魔鬼訓練的惡之花開始顯現。1月28日，被沈祥福當做“奇兵”的杜震宇，在與俄羅斯青年隊的比賽中膝蓋受傷，無緣3月3日與韓國的首場決戰。

　　杜震宇的意外，讓沈祥福落寞而又神傷：“邪了，一次正常的對抗，怎么就傷得那么重呢？！”

　　我找到杜震宇，問他：“賽前不是再三叮囑你了，對于可能傷害到自己的動作一定要躲開。再說，你已經進了一個球，我們也大比分領先了，應該為3月3日惡戰韓國準備啊。”

　　小杜滿臉淚水：“我就是太想給沈指爭臉了，太在乎自己的表現了，所以硬碰硬，我對不起沈指。”

　　那一碰，為什么對方沒事？當時沒有人給出答案，現在想來，是因為我們球員的身體處于一種魔鬼訓練之后的疲勞期，容易受傷。

　　那一傷，杜震宇用了幾乎兩個月的時間，才開始復出與全隊合練。3月20日主場1比1戰平馬來西亞之后，杜震宇在訓練中非常積極，他希望能夠趕上3月27日與伊朗隊的比賽，為不拘一格降人才起用他的沈祥福帶來幫助。

　　人倒霉的時候，喝涼水，的確塞牙；放屁，都能砸到自己的腳后跟。

　　杜震宇萬萬不會想到，3月23日下午的一次訓練中，他和杜威的一次正常對抗，會徹底結束自己的沖擊雅典奧運會之旅。

　　杜震宇從杜威的腳下搶到皮球，騰空的左腳隨后踢在了杜威的腳后跟，力度其實不大。然后，他自己清晰地聽到了一聲“咔吧”，左腳小腳趾趾骨斷了。

　　他清楚，這一次再也不會出現奇跡。于是，在訓練場，他幾乎成了一座雕像。慌得教練組和隊友，說盡了世上最為動聽的安慰性話語。

　　接到電話之后，我匆匆趕到了國奧隊下榻的海濱城度假村。杜震宇哭得像個小孩子，他一會捶著自己的胸膛，一會又拍打著自己的腦袋，“邪了，我，我，我對不起沈指啊…….”

　　沈祥福過來了，看到這一幕，眼圈紅著，默默又轉身離去。

　　在杜震宇之前，安琦的肘關節史無前例地突然就傷了。更早的時候，徐亮、曹明、孫吉、于濤、張寶峰、王新欣……就像是傷兵生產線上的產品一樣，列隊向沈祥福報到。

　　每個人，每傷一次，就像是有人握著一把鋒利的匕首，從沈祥福的身上剜走一塊肉。二十八人次的傷情，幾乎掏空了沈祥福身上的物件。

　　那種撕心裂肺的疼痛，無人知曉。就在杜震宇受傷之前，他的父親從沈陽趕到了江城武漢。老人看上去那么樸實憨厚，他很少出遠門，到江城武漢算是一次奢侈的旅行。

　　看到國奧隊在武漢的主場如此氣派，老人興奮得像個孩子一樣不停拍照、拍照……

　　他并不善言辭，但一直在對杜震宇和國奧隊進行美好的憧憬。我讓單位的車子把老人拉到一家餐廳，他喝上點白酒之后說：“我們做家長的，就是希望孩子和球隊一起站到奧運會的賽場。”

　　殷切的希望，誠摯的感情，與王棟的父母如出一轍。杜震宇的父親不會想到，自己的兒子會遭遇二次傷情的襲擊。一個小骨節，卻是大禍根。在武漢那片慘淡的愁云里，老人心如刀絞。

　　別離，總是傷感而又傷透全身。

　　杜震宇和自己的父親離開海濱城度假村的時候，沈祥福不斷安慰，慈祥得也像個父親。杜震宇敞開情感的閘門，哭得稀里嘩啦。

　　他坐上車，強迫自己不再看沈祥福。他怕，怕自己那穿刺般的痛苦，傳給沈祥福。

　　我看到了沈祥福眼角的淚水，他茫然地站在那里，直到載著杜震宇的車子不見蹤影。

　　2004年4月7日晚上，杜威在籃球場上左腳第五腳趾趾骨骨折，與杜震宇幾乎一樣。

　　對于沈祥福來說，這一次沖擊奧運會之旅，一念起，萬水千山；一念起，滄海桑田。

　　其實，沈祥福很清楚，生龍活虎的超白金一代變成“傷兵營”，與毛家灣的魔鬼訓練有直接關系。

　　上級的指示，從一開始就張著血盆大口，把超白金一代當做了“炮灰團”。

　　只是，他不會，也不能說。

　　沈祥福知道，在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里，少說多干是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優秀品質，沉默寡言是對自己最大的保護。

　　有人說，沈祥福的內心是寂寞的，寂寞到無從適應這個社會。實情不是如此，把足球幾乎當做一切的沈祥福，只要觸摸足球，就不會寂寞。寂寞，只是渴望交流的人，找不到傾訴對象時的沮喪而已。

　　另外，沈祥福當時遠沒有到什么都不怕的耄耋之年，他還要在中國足球圈里生存下去。

　　于是，我們在毛家灣看到了一幅貌似波瀾壯闊的畫面：超白金一代的小伙子們，帶著各種奇形怪狀的臉孔，每天奔赴在萬米跑的路上。

　　魔鬼割舍了快樂，訓練變成了摧殘，真正的職業足球精髓蕩然無存。

　　沈祥福眼睜睜看著他的子弟兵，不是成為傷兵，就是在成為傷兵的路上。

　　當上峰正在寬敞明亮的辦公室里指點江山，甚至激揚文字時，國奧隊的球員只能在擁擠的治療室里，一聲聲嘆息。

　　這其實是中國足球過去歷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國足協和足管中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最大弊端，更是為什么中國足協要脫鉤國家體育總局的核心。

　　每逢大賽之前，上峰習慣利用自己的權威，為各支運動隊“出謀劃策”。歷經30年，味道一直沒變。2015年8月份，當中國足協和國家體育總局脫鉤之后，中國足球圈內奔走相告，因為，長官意志或者說上峰的指令肯定會少多了。

　　1985年，上峰要求中國足協對曾雪麟率領的國家隊強調精神力，并將其當做征戰世界杯預選賽的標準。結果，球隊忽視了技戰術的打造，在封閉、麻木、寫匯報、立血書中忘記了對香港隊的追蹤和分析，導致永遠釘在中國足球恥辱柱上的“5·19”。

　　1989年，上峰在中國足協以及國家隊內部大談愛國主義，壓得一幫后生腿肚子轉筋，比賽結束之后，有的球員連休息室的方向都走錯了。10月28日，黑色三分鐘，中國隊1比2輸給卡塔爾，只差一步到羅馬。

　　1997年，十強賽，戚務生被超過十人的龐大顧問團“綁架”開會，煙霧繚繞中，每天都昏昏沉沉開到凌晨兩三點鐘，戚務生腦袋一直短路。球員們面對國旗宣誓，好像不出線就不愛國。一度，他們還被封閉在西山，打造純凈的愛國之心。結果，那一撥被稱作史上最強的國家隊，在比賽中不斷思考人生。

　　2001年，上峰的慣性依舊。幸運的是，中國隊的主帥是米盧。他見多識廣，左右逢源，內功蓋世，把上峰以及中國足協的飛刀一一震落在地，確保了國家隊球員正常的心智。這一屆國家隊，是在2011年卡馬喬接手國家隊之前，唯一一次沒有被上峰旨意壓垮的隊伍。

　　從2004年開始，上峰開始打職業聯賽的注意，目的就是為了給國奧隊和國家隊長期集訓讓路。跌宕起伏的情節，不再贅述。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峰對晉級前八、夢想前四非常感興趣，搞得謝亞龍心神大亂，臨陣換帥，自釀苦果。

　　2011年8月，上峰強行讓中國足協換帥，倉促中請來西班牙人卡馬喬，終致2013年的“6·15慘案”。

　　中央高層就一場A級熱身賽親自批示之后，上峰誠惶誠恐之間，凡國家隊的比賽，別的不管，只強調“精神第一”。結果，偶爾的療效顯現之后，技戰術一落千丈，跪著進軍2015年澳大利亞亞洲杯。

　　2014年2月底，法國人阿蘭·佩蘭作為最大的“黑馬”出任國足主帥，慣性依然。　　

　　其實，上峰們不知道，對于國字號球隊的青年來說，贏球或者打出他們自己能夠認可的比賽，就是最好的愛國，也是最大的愛國。這些，與大談愛國主義和空喊愛國口號無關。

　　可惜，他們被碳酸鈣充斥的大腦，早已嚴重鈣化。他們每一次的發號施令，幾乎都是有悖人性，也有違科學。于是，中國足球因此成了沒有“鈣化”的軟蛋。

　　我一直認為，上峰的旨意，應該像陽光一樣打在人們的臉上，溫暖在他們的心里。上峰的每次出手或者張嘴，理應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

　　但是，在這個張三李四王二麻子都能站出來暢所欲言的時代，上峰對職業足球的每一次插手，都體現了正確的激情，采取了錯誤的方式。

臭名昭著的“圈養”

　　除了毛家灣那次臭名昭著的“魔鬼訓練”，“圈養”這個本該適用于豬等人類好朋友們的詞語，被無情嫁接到了沈祥福與他的超白金一代，以及其他國字號球隊身上。

　　這支在阿根廷世青賽前后，展現自己無比靈性和飄逸氣質的隊伍，從2003年的SARS開始，一直到2004年的12強賽，被“圈養”搞得神情呆滯，肢體麻木，思維遲鈍。

　　同時，那閉塞壓抑的“圈養”環境和氛圍，讓一股莫名其妙的邪火積聚，被一種擺脫不掉的煩躁纏身，縱使國奧隊用盡所能掙脫，一切只是徒勞。

　　2003年4月份，因為SARS，上峰給所有國字號運動隊下發了一紙通知，要求集訓的隊伍原地待命。如果大范圍流動解散也行，必須集結到北京西山進行為期大約三周的隔離，確認沒有問題之后，才能返回自己的家鄉或者俱樂部。

　　中國足協執行了上峰的意思，讓屯兵昆明的沈祥福和他的弟子們在昆明待命，前后共53天時間。

　　這53天，因為SARS，國奧隊球員不能擅自外出，球隊也無法放假。沒有熱身賽可打，每天枯燥地重復著早已熟悉的訓練內容，“圈養”把一群生龍活虎的熱血青年，幾乎逼到了瘋人院。

　　那時候，滿臉青春痘或者火癤子的熱血青年，喜歡在酒店的門口看過往的美女。當然，在那個全國上下都SARS戰斗的時代，想看到美女并不容易。

　　我記得一天的傍晚，國奧隊有八個人，在酒店門口無聊得滿嘴起泡。突然，高跟鞋踩在石板上的噠噠聲，如天籟之音，刺破沉寂的紅塔基地。

　　眾人循聲望去，只見一身材高挑豐滿的美女翩翩而來，似仙女下凡，癡迷了大家。他們眼睛直勾勾，流著哈喇子，十分不愿萬分不舍地目送美女遠去。

　　然后，是七嘴八舌的議論：臀部大、胸大、眼大、鼻子大……共有十四條，簡稱“十四大”。

　　那時候，有人稱國奧的球員見著豬都會眼睛放光，瞪得銅鈴般大。這確實夸張了，但那種對外面精彩世界的無比渴望是事實，提到封閉和圈養二詞就要嘔吐也沒走樣。

　　彼時，我供職于《球報》，與國奧隊在昆明為伍。我對SARS一點都不敏感。2003年2月份，我從北京飛赴廣州，采訪中國隊與五星巴西隊的熱身賽。偌大的波音767飛機上，連我在內共坐了不到30人。其中，有人戴著口罩，我曾經非常不解。

　　到了廣州，在機場大巴上目睹了廣州市內排隊搶購板藍根和食醋的奇特景象。只是，依然沒有意識到SARS給公眾帶來的恐慌。

　　直到晚上與新華社廣東分社的朋友吃飯，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不過，回到北京之后，我又前往昆明，全然不知北京當時已經有了SARS的恐慌。到了昆明，意外的是，酒店看到我的北京身份證，居然什么都沒問，更沒有什么所謂的隔離，就辦理登記入住手續了。

　　再后來，SARS肆虐，我牽掛北京的家人，每天一個電話。后來聽說北京的大街上車輛稀少，幾乎只剩公共汽車，車里沒有幾個人，還戴著讓人望而生畏的口罩。

　　于是，心中刺撓，歸心似箭。

　　單位的領導讓我像國奧隊一樣在昆明待命，等北京的情況好些之后再回。我在昆明陪伴國奧隊41天，比他們少了12天。這41天的時間，我的軌跡就是酒店---國奧隊訓練場，單調得確實要瘋掉了。

　　很多時候，我和其他幾個堅守在昆明的同行，一起坐在酒店的花園里，看誰數的鳥兒多。

　　那種另類“圈養”的滋味，讓人隨時都有“起義”的念頭。想想那些正值青春年少的國奧隊球員，被折磨得了無生氣，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毫無人性的“圈養”，一點點銷蝕掉了國奧隊的銳氣，讓他們對今后的所有集訓都產生了恐懼感。當他們2003年8月份再次回到昆明備戰9月10日、9月17日分別在主客場與敘利亞的資格賽時，自然會想到四五月份的那53天，身心都有了創傷，且無藥可救。

　　所以，9月10日，國奧隊在昆明2比0擊敗敘利亞，隊伍狀若夢游，體能一般，精神頹廢。有人歸結為高原訓練不當，實則不然，是此前的“圈養”，把這支隊伍變得平庸而無趣。

　　同樣，2004年3月1日開打12強賽之后，“超白金一代”再次被“圈養”，一群后生及其教練組都被憋得煩躁不堪。于是，在從武漢去往長沙的火車上，陳金剛和南勇干起來了；在長沙封閉的訓練中，安琦憤怒地沖向陳金剛......

　　足球場的周圍，本是鳥語花香的樂園，“圈養”活生生把那里變成了人間煉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