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特派記者武一帆發自巴黎

“你變化太大了！”在巴黎歌劇院大街附近的一個拐角，我幾乎和劉川撞在一起。上次見面是2009年，在貴州凱里駐京辦事處的餐廳吃了一頓辣到不行的飯。7年間變化大是自然規律，但我知道劉川指的是我的頭發：當時一頭燙了卷的長發，現在如死海般萎縮的發際線。他倒沒怎么變：黝黑壯大，溫文爾雅。

“來來軒”曾是日本著名的中華料理品牌，對日本近代文化有過重要影響。但“來來軒”在東京淺草町的老店在1944年已經倒閉，后人在八重洲創建的新店也在1994年停業。巴黎這家“來來軒”提供中國大學食堂里的標準菜單、可口可樂和0.5升易拉罐裝的朝日啤酒。“麻婆豆腐”比粵菜館子的好得多（劉川語），青椒牛肉散發著方便調料的詭異香氣，夢中打嗝都是那個味道。

孤立于商業世界的瑪德蓮教堂

和所有全球化的大城市一樣，巴黎洋溢著“全世界商業文明大團結”的熱烈氣氛。西班牙作為后富起來的那一部分歐洲，深受比利牛斯山另一側鄰居的影響。比如維哥的雪鐵龍工廠、迪卡儂和Orange，西班牙老輩人甚至管小盒裝的酸奶就叫“達能”。多年來，法語一直是西班牙教育系統中重要的“第一外語”。然而與所有“友好鄰邦”一樣，西法兩國人民從未放棄互相嘲諷擠對的交流方式，可總結為“懦弱的法國騙子”和“懶惰的西班牙鄉巴佬”。

路上可以遇到正在向圣丹尼球場慢慢聚攏的愛爾蘭球迷，正如《Lebor Gábala érenn》（凱爾特民族史詩）中記載的，游蕩在整個歐洲的凱爾特先民。劉川說：“巴黎這城市中最出名的愛爾蘭人當屬詹姆斯·喬伊斯了。”《尤利西斯》在巴黎成書并合法付印。當這部奇書在英美被禁時，已在法國影響了一代人。不過眼前這群愛爾蘭球迷沉浸在喜力啤酒和“Ole Ole Ole”的旋律中。當我對著他們輕聲哼唱“Siuil A Run”時，他們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用英語高呼：“愛爾蘭”！

我倆有一點共識：“對巴黎失望，說這里臟亂差的人，可能都抱著一些不切實際的想象。”大仲馬和巴爾扎克從未將這里描繪成天堂。和北京、倫敦、馬德里一樣，巴黎意味著一種生活，而生活是真實的。真實如塞納河畔的垃圾場、圣丹尼附近的棚戶和赤腳行乞的女孩，真實如盧浮宮前的人龍、德彪西的《月光》和餐桌上的漂白桌布。這世界只有商業交易是完全不真實的。因為真實無法估價、不容修飾，既不公平也無關世俗道德。

堵在巴黎的文明之路上

圣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有一條朝圣者進城的必經之路，叫“圣佩德羅”。這路前幾年大修過，有快兩年時間不通行。所以我猜測石頭砌成的路比柏油路難修。每走一段路，就能在地上看到銅制的貝殼標志——也就是著名的朝圣者徽章。其實從圣佩德羅路這一端已經能看到朝圣之路的目的地，圣地亞哥大教堂。所以當我們倆在圣丹尼球場外被保安支來支去，繞著球場走了大半圈才看到電線桿上貼著的“媒體中心”的指示，我說：“從這里走去圣地亞哥可能更容易。”

圣雅各和布雷奧岡這兩個存在于不同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在加利西亞的文化體系中占據著同等重要的地位。作為加利西亞的居民，我很想和愛爾蘭的老鄉們敘一敘，但不知道從何說起。傳說中，一位叫布雷奧岡的凱爾特王在伊比利亞半島西北部，面向大西洋的海角建立了布里岡蒂亞，他的兒子伊斯在一座高塔上遠遠望見了愛爾蘭島。于是布雷奧岡的子孫們又踏上了遷移之路，在海的那一邊建立了自己的家園。加利西亞人相信拉科魯尼亞就是傳說中的要塞布里岡蒂亞，而那座能看到愛爾蘭的高塔就是大力神塔。

并非空無一人，而是上錯車

加利西亞本意就是“蓋爾人的土地”。加利西亞詩人蓬達爾的抒情詩《Os Pinos》被用作“國歌”的歌詞。這是一首沒有夸耀、贊美和豪言壯語的國歌，有的是懷念、追尋和淡淡的憂傷。加利西亞人仍在夢中體會著先靈的呢喃和古人的意志，一片既無平等、也不博愛的真實土地。四年前，愛爾蘭人齊聲高唱時，我又想到了《Siuil A Run》：“我賣掉了紡錘、賣掉了線軸，賣掉了我僅有的紡車，為我的愛人買來一把鐵劍……”我在巴黎地鐵上看到的那赤腳行乞的紅裙子女孩，或許也是戰火遺孤。可我還是捂緊了胸前的挎包。巴黎是生活，生活是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