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壇周報記者林良鋒

最近，英國媒體刊載了一項科研成果：一見鐘情九成是錯的。生活當中，被第一印象毀了機會和前程的人，比比皆是。英國本土教練給外人怎樣的第一印象？年長的，基本是衣著筆挺的紳士，比如曾來華執教的威爾金森；年輕的，看上去更像是混混和莽夫，比如曾在重慶力帆擔任體育總監的亞當斯、現役英超俱樂部伯恩利主帥戴奇。唯一不會給人的印象就是談吐高雅，品味時尚，充滿智慧。

甚至英國人都覺得本土教練老土，羨慕荷蘭人的機智，能言善辯，腦瓜子好使。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國的教練未必像英國同行那樣在比賽日穿得一本正經，但你就是覺得他們有料，他們生長的國度提供了堅實的文化背景：意大利人必然不擇手段，西班牙人必然妖嬈細膩，德國人肯定辦事嚴謹。英國人只會讓你想起僵化、酗酒和蠻干。在看招牌買貨的今天，教練頭上那棵無形的風格草標，決定了什么樣的買家給你什么級別的機會。

英格蘭教練就沒有能言善辯的嗎？有！但不多，現在也差不多絕跡了。克拉夫和香克利（題圖）堪稱英格蘭教練中智慧的典范，前者曾自詡“我不能說自己最好，但排第1名沒問題”，香克利除了那句“足球無關生死”的名言，還有一句影響更深：“要成為好騎師，首先得是匹好馬。”香氏的繼任佩斯利（頭圖）不善言辭，但不乏妙語連珠，新人雷·肯尼迪首秀太緊張，失誤連連，佩斯利扭頭和助教費根說：“我覺得他們殺錯了肯尼迪！”他們集英國教練睿智、自信和能力之大成，更是時代的產物。

縱觀英國教練的發展史，你會發現這樣一條軌跡：20世紀上半葉，英國教練不僅業務能力強，還善于思考，有一半知識分子的屬性；到了戰后，幾乎找不到沒有踢過職業隊的教練；在英超創辦之后，你連踢而優則教的人都難得一見了。

英國普及全民教育和職業足球誕生幾乎同步，很多職業球員是家中最早識字的，當時還沒有足夠的退役球員供俱樂部選擇，執教的責任落在俱樂部秘書肩上。進入30年代，此時足壇已經有了一定的人才儲備，職業球員退役后只要肯鉆研，總能得到機會，查普曼、霍根便是當時杰出的教練，后者更是歐洲足壇的技戰術啟蒙恩師。

這一傳統發揚光大，戰后英國足壇的教練席已經是退役職業球員的天下，沒有職業履歷的人，不僅難得入行，即使入行也得不到重用。足球作為工人階級的運動，朝著簡樸甚至鄙視科研的方向發展，英國人咬死“足球是一項簡單的運動”，言下之意，我們是老粗，別把事情搞得太復雜。倒不是英國教練拒絕學習和提煉理論，而是覺得沒必要。“簡單的運動”另有一層含義：你怎么將復雜的概念，灌輸給并不善于思考的球員？既然刪繁就簡，又何必再著書立說，自命不凡？在海瑟爾慘案之前，英國教練在業界地位很高，但他們的執教心得從未形成文字傳世，那些思想的菁華也就跟著他們長埋地下。

對比英國和歐陸、南美教練，后者當中很多人出身記者、作家、工程師，不同的行業智慧匯入足壇，路子越走越寬；反觀前者，在騎馬之前必須做牛做馬的思維影響下，形成作坊式的傳承，師傅的知識只有一半被徒弟學去，再傳又散失一半，最后，徒子徒孫能回憶的多半是師父師祖的軼事趣聞，至于為什么帶隊成功，就不知所云了。而像穆里尼奧這類學院派教練，幾乎沒有踢球的直觀經歷，迫使他們用心觀察和學習，尋找更多走向成功的辦法，久而久之，大英和歐陸之間教練水平的差異，變得難以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