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壇+記者王勤伯

有讀者提出讓我寫一篇文章，關于如何尊重球迷，或球隊應該如何回應球迷的熱情。新聞背景是最近王大雷、王上源在網絡上對球迷指責、謾罵的憤然回應。

不得不說，我對中超的了解非常有限，讀了幾篇相關報道，總感覺還是缺乏事件背景資料，所以不方便對相關事件進行評論。

既然讀者提出讓我談談看法，我就嘗試說得開一些，引申討論一些內容。

1

最近中國媒體很流行大數據、抓取等說法。讀者面對的一個結果是，只要發生一個熱點新聞，立即會出現很多篇與此有關的評論、新聞、類似劇情的故事。一些頭腦比較靈光的作者、微信公號很早就瞄準了這個趨勢。每天追著熱點新聞寫評論、舊聞新炒。

我不是太好接受這樣的現象。我相信很多熱點其實沒有什么熱點價值，很多關聯事件彼此其實沒有一點關聯，很多舊聞也沒有再度閱讀的必要。

而且，我覺得什么事情都去評論一番的專欄作家很無聊。體育圈里，我已經很討厭奧運、足球、NBA、體育人生樣樣皆知的專欄作家——最近友人發給我看一篇稿件，和我的報道同樣的主題和資料來源，某全體育通吃的名家翻譯得錯誤百出面目全非——當然，我也只是討厭而已，別人就是很有影響力。

所以，就當下的中文寫作而言，我更喜歡那些一開篇就擺明自己對某件事情理解有局限、自己人生不咋地的作者。

這樣的作者很少。

回到王大雷和王上源的事情。如果這兩件事情發生的時間間隔大一些，是否還會被聯系到一起成為熱點？

2

專欄作家里還有一類“技術流”。無論發生什么事件，他們都能從道德上進行剖析，設計新的社會制度或規范，我們應該怎么樣，社會應該有什么規矩。

體育生態，尤其是足球，恰恰是反對這些“應該”和“必須”的。沒有誰能確定球員和球迷之間有哪些應該和不應該……美國學校可以禁止老師和學生做愛，但能夠禁止球員和球迷做愛嗎？

3

以前住在米蘭，我每個周末上午愛去公園踢野球。后來漸漸淡出了，原因是來踢野球的基本都是無產階級。他們把積累了一周的憤怒都發泄到球場上，跑得動的人下腳特別狠，跑不動的人一直罵罵咧咧。

我曾有過一次不太花哨的過人之后被惡狠狠地從后直接踢倒，純屬發泄的一腳。他們像不像那些成天在網絡上噴人的球迷？足球是否成為一種發泄的工具？

然而，我真的不討厭這些踢球的無產階級，或底層人，有時候我倒瞧不起自己的技戰術意識和花拳繡腿。我是這種野場和惡腳的受害者，但大多數動作輕靈的球星是受益者，他們小時候是從這里飛出去的。

戴維斯當年在都靈，每天晚上到處開車找人踢野球，停車場里的比賽他也踢。齊達內去過兩次不敢去了，怕受傷，戴維斯說：“我們在尤文踢球是職業，和這些人踢，才是真的愛好。”

而且，這些看似缺少規范、制度的氛圍里，往往存在一些基本的、令人起敬的道德。

有一次，我參加的一場野球比賽，一個南美勞工胡里奧搶球時和一個意大利人發生了沖突。是胡里奧不對，他就像突然發了瘋。我們把胡里奧抱開。他被抱著仍然像一頭野獸，試圖再踢對方一腳。

胡里奧一個人遠遠地坐在山坡上，看其他人踢球，然后，他哭了起來，哭了很久。這場哭，就是他的人生。

如果在人類社會別的領域，做錯事的人能有如此迅速的悔意，或許這個世界會美好很多……

網絡暴民不是胡里奧。

4

網絡讓球員和球迷走得更近，也讓記者和讀者走得更近。球員對球迷憤然回應之前，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記者對讀者的謾罵、批評憤然回應。這是同一件事情。

我是一個比較幸運的記者，因為我報道的領域引發利益沖突、（政治和文化）立場對立的可能性比較小，所以，大多數時候能夠和讀者形成比較健康的互動。

兩三年前，我曾在網絡上問過一次，為什么我每寫貝盧斯科尼就是一連串諷刺挖苦，卻沒有紅黑球迷說我“黑AC米蘭”。

有紅黑迷回答：“我們自黑都還來不及呢……”

或者是昨天，我找去現場看了國際米蘭熱身賽的球迷咨詢一些關于斯帕萊蒂技戰術安排的問題，收到的評論讓我狠驚訝：這些藍黑球迷指出本隊存在的問題，非常直接、犀利——換成我來寫報道，可能反倒會溫和很多。

肯定也存在少數人就是為挑釁而挑釁、為謾罵而謾罵的讀者。但他們的基本問題是根本就沒看懂我的文章，或者是相信一些不存在的“知識”，例如“藍黑應該寫梅阿查，而不是圣西羅”。

或是關于拉維奇“辱華風波”，他們堅持自己被種族歧視了，直接說我收錢為華夏幸福洗地。

但我不是靠這少數人養活的記者，不回應他們的謾罵、挑釁是很自然的事情。

5

網絡帶來的一個問題是：少數人的聲音很大，很刺耳，怎么辦？

對此，我倒是覺得不那么嚴重。因為極端者的聲音從來很大、很刺耳。真正的問題是，網絡暴露出了人類社會很多“中間派”普遍的無真實立場、無堅定價值觀、從眾心態。

這些人在極端聲音面前，總是在考慮，自己是不是也應該像他們一樣——至少，在潛意識里是反復經受這樣的誘惑。

在《巴西水彩畫(8)——挑戰(下)目標永遠都是心》里，巴西記者阿爾芒多·諾格拉曾講述一名球星的故事，他在馬拉卡納被所有人噓聲和謾罵，賽后他對阿爾芒多·諾格拉講述，自己在那一天如何被家庭悲劇困擾。

阿爾芒多·諾格拉寫到，“那天，我發現了人民的聲音并不總是上帝的聲音，有時人群可以為勒死一個孩子助威。”

對于我來說，網絡語言暴力的威脅正是這里——大多數人變得極端和殘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他們都不知道。但這又是網絡語言暴力的問題嗎？還是人類社會本身的問題，永恒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