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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葡萄牙里斯本競技俱樂部舉辦的第四屆“足球的未來”（The Future of Football）大會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舉行。在大會上，來自多國的專家討論了足球的現狀、未來和發展前景。有些話題非常有趣，也有意義，讓我們聽聽專家們是怎么說的！

為什么非洲不產天才球員？

艾林·格蘭是一位以色列籍足球教練，他曾執教英超球隊切爾西，現在則執教加納國家隊。據艾林·格蘭講，他是帶著一個疑問選擇去非洲執教的。

他說：“我去加納工作，是因為我想搞明白為什么如果說非洲有天才的話，那里為什么不再出現天才，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一直說，沒有足夠多的天才可以只依賴它本身。如果這個大會十年前舉行，會是怎樣呢？這些年，在訓練水平上有很多的提高。現在，在技術和身體方面，幾乎所有的教練（做得）都基本上一樣。以前不是這樣的。”

艾林·格蘭認為，要想踢球取得成功，天賦、熱愛和心理力量缺一不可。非洲球員踢不出來，也是環境使然，受了經紀人的騙，只看錢。

“非洲人對足球非常熱愛。他們總是非常喜歡踢球，他們總是很快樂。天賦也有很多。但妨礙他們做出貢獻的是環境問題。希望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在非洲，有人向他們（年輕非洲球員）許諾了一切，然后卻并不遵守商定好的東西。有一位球員曾在我執教的一支球隊踢球，他有天賦，但他也經歷了那樣的情況。盡管他也收到法甲聯賽球隊的邀請，他卻說他要去卡塔爾踢。因為他們（經紀人們）勸他去卡塔爾踢球。最終，他受到了傷害。”

視頻裁判做不到零失誤 原則是干預最小化精度最大化

本屆“足球的未來”大會討論的一個重要話題是視頻裁判，主持人是73歲的前英國裁判基思·哈基特。在開場白中，基斯·哈基特談了視頻裁判的出現和它的發展前景。

基斯·哈基特說：“四年前，我在這里談論未來，談論我們如何可以使用視頻來幫助裁判們出決定的過程。當時，我沒敢想象變化會如此之快。以光的速度，20多個國家開始使用了視頻裁判。”

美國是第一批在足球比賽中使用視頻裁判的國家之一，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技術主管格雷格·巴凱率先發了言。

“我們的賽季六個月前開始，我們采用了視頻裁判技術。剛開始時，我們的媒體不錯。然而，要教育不同的參與者，包括球迷、媒體、俱樂部和球員，這一點很重要。比如，每場比賽結束后，若當事方提出疑問時，我們會派一個人專門解答。在正式采用之前，我們進行了六個月‘線下’測試，進行了視頻裁判練習，舉辦了模擬賽事和比賽。”

格雷格·巴凱說，平均而言，在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使用視頻裁判技術每場比賽會浪費兩分鐘時間。他指出，視頻裁判效果好不好，跟人有很大關系。

他說：“當裁判水平高時，視頻裁判才能完美地運行。絕對不要把好的決定改成壞的決定。我們還要明白一點：視頻裁判不會消滅所有的失誤，只能減少它們。”

保羅·雷耶爾是英國前足球裁判，現在在美國職業足球大聯盟工作。他說：“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對比賽進程）最小的干預，但要獲得最大的好處。視頻裁判不會用在所有的動作上，但它在比賽中要起到巨大的作用。有一些（錯誤）決定我們所有人都記得，但借助視頻裁判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避免。但是公眾會要求零錯誤，這不會發生。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所有人都認為那個犯規該給紅牌，但看了視頻之后，主裁判說不，他給了黃牌。”

保羅·雷耶爾補充道：“什么是明顯的誤判？當一個動作，今天會議廳里的一半人認為該判點球，而其他人認為不是點球，這就不是明顯的誤判。這不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應該在導致進球、判罰點球和導致紅牌罰下場的動作上下功夫。主要的目的是減少失誤，減少為了做出決定而導致的比賽停頓時間。”

攝像機機位比數量更重要

對于視頻裁判問題，德國足協裁判部負責人弗洛里安·哥特說：“我相信，我們引進視頻裁判的過程和我們通過媒體向球迷和所有足球相關方宣傳的方式對于視頻裁判在德國的實施和被接受非常重要。目標是最少的干預，現在，平均每三場比賽回看一次視頻，每次干預平均花費一分鐘時間。”

葡萄牙足協裁判委員會主席若澤·戈麥斯介紹了葡萄牙的情況。據他講，葡超共有243場比賽配備了視頻裁判，共對1493次場上情況進行了拍攝，其中向視頻裁判求助79次，改判的有57次。

若澤·戈麥斯說：“這個項目很成功，盡管并不是一切都如我們想象。但我們走在好的道路上，我們使用了我們力所能及的手段來改善對這一工具的使用。從開始時起，就有研討會，有訓練，有模擬比賽，有對所有第一級聯賽俱樂部和媒體的培訓。我們現在仍在繼續對裁判進行培訓，每周三次培訓。這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作，葡萄牙足協不會停下來。”

國際足聯國際足球協會理事會CEO盧卡斯·布魯德則說：“在引進這一變化時，溝通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們聚焦的領域。當然了，不是一切都完美。在實施時，沒有什么是完全完美的。比攝像機的數量更為重要的，是攝像機的機位。”

河床為什么降級？

在大會上，河床俱樂部律師宮薩洛·莫亞則指出俱樂部管理的重要性和一個好的領導層的重要。他以2011年河床史上首次降級之后的事態發展為例。

莫亞說：“是什么把我們帶到了乙級？像河床這樣的俱樂部很難因為一個體育賽季的糟糕表現而降級。那是一場累積了三個賽季的危機，它不只是體育層面的。連續三個行政任期都十分糟糕，每一屆都是四年。產生了巨大的負債，那導致在金融市場上失去了信譽，因為人們都說河床履行不了承諾。球迷們很狂熱，他們在俱樂部內部贏得了太過分的權力，那也加劇了形勢的惡化。Barras Bravas（河床俱樂部極端組織）在河床掙了太多的錢，那導致它內部的分裂、暴力和死亡。”

莫亞說，只是在更換了領導層之后，而新的領導有水平，又很堅決，河床才度過了危機。

“2013年，舉行了新的選舉，更換了主席。面對復雜的形勢，他的做法是消除毒性債務，取消對阿根廷足協的欠債，在俱樂部的各個領域都建立職業的結構，珍視職業團隊，對職業團隊履行勞工合同和承諾。這屆管理層使俱樂部距離球迷更近，這表現為球隊的勝利。”

莫亞還以近幾年河床的成績作為佐證。據他講，從2012年起，也就是河床從阿乙重返阿甲聯賽那年起，到2014年，河床拿了10個冠軍，還拿到世俱杯亞軍，只是在決賽中輸給了巴薩。

多年不奪冠球隊如何留住球迷？

莫斯科斯巴達俱樂部商務經理亞歷山大·阿塔馬年科則分享了一支多年不奪冠的球隊如何留住球迷的經驗。

他說：“在不成功的時期，最重要的是留住球迷。我們度過了無冠的14年，沒拿過一次聯賽冠軍。但最近六年，我們卻把球迷人數從1200萬增加到1800萬。我們不只是把他們當作球迷，還把他們當作家庭成員。相互之間有差異，但所有人都有共同的目標。”

怎么拉近球迷與俱樂部的距離，莫斯科斯巴達有創新。阿塔馬年科舉例說：“我們舉行球迷和球員一起參加的活動，以便使他們更為接近。比如，我們的一些新聞發布會，會讓孩子們提問。有一位球迷得了重病，我們請他為一場比賽開球。在球隊的訓練中，我們習慣上允許球迷觀看。”

怎樣當隊長？富特雷現身說法！

葡萄牙前輩球星保羅·富特雷則談到他當年在“床單軍團”馬德里競技當隊長的經歷，他的目的是說明領袖在球隊中的重要作用。

富特雷說：“我知道自己將成為馬競隊長的那天，是我在馬競更衣室里最糟糕的一天。俱樂部主席免除了前隊長的職務，然后他就叫我去他的辦公室。在那里，他對我說我被選為隊長。我回答說，我只有22歲。可他卻說，有的球員都30歲了，可還在踢預備隊。我請求他別讓我當隊長，我說別人會殺了我。可他卻回答道，在俱樂部里，發號施令的是他。”

22歲的年紀佩戴上隊長袖標，富特雷是怎么成長為一個好隊長的呢？富特雷給出了解答。

“我是一點一點贏得更衣室的。一位梯隊球員升上職業隊之后被診斷出腓骨癌，那之后，我才徹底贏得了更衣室。主席當時馬上宣布說，俱樂部會跟那個球員續約，但是在與他續約之前，我得跟俱樂部續約。我說只有等那個孩子在我前面續約之后，我才會續約。主席有點生氣，但他還是那樣做了。當我走進更衣室時，我第一次在隊友們的眼中看到了尊重，我感覺自己成了個領袖。”

皇馬：個性化服務 巴薩：全球化品牌

巴倫西亞俱樂部數字化經理凱什·馮特斯談到了在數字化時代如何進行與球迷和媒體的溝通。

他說：“數字化非常重要，因為技術使對話以直接的方式進行。一個事實已經在街上出現，但政府卻很難接受它。不只是媒體在形成社會的觀點。在因特網上，建立了很多運動。頻道總是開放的，所有的一切都連接在一起。”

他補充道：“數字化不只是技術，它也是人。因此，我們得在人們感興趣的時候向他們提供他們感興趣的東西。在足球中，有一個非常珍貴的原材料：沒有比屬于你球隊的球衣顏色更人性化的東西。”

皇馬俱樂部全球數字化經理拉菲爾·洛斯桑托斯說：“數字化改變在生意上制造了影響。所有的人都生活都在手機上，我們的朋友既有見面的人，也有與我們在社交網站上互動的人。皇馬在全世界有大約6億球迷，因此，我們的使命是以個性化的方式跟他們連接在一起。”

巴薩俱樂部品牌經理吉列姆·格拉埃拉則說：“我們想成為最被欣賞、最被喜愛和最全球化的品牌。我們不想成為一個小足球俱樂部，而是成為一個體育品牌。我們的目標很高。在內心里，我們想通過體育改變世界——體育遠遠超過勝利和獎杯。”

斯科拉里：英國球迷最忠誠 日本足球組織得最好

巴西名帥斯科拉里在巴西、沙特、中國、日本、英格蘭執教過，他講演的主題是英國球迷的文化。

“在英格蘭，我才知道了沃特福德的球迷就只支持沃特福德。他們不是既支持沃特福德，也支持曼聯。在英國，我明白了伯明翰的球迷只支持伯明翰，而不是既支持伯明翰，也支持切爾西。這一點在巴西不會發生。然而，在足球組織水平上給我印象最深的日本。”

巴西弗拉門戈俱樂部副主席毛里西奧·馬托斯則談到了如何當好俱樂部領導。

“當我到了弗拉門戈俱樂部，我問我自己：‘沒有（弗拉門戈前輩巨星）濟科的技術，我怎么能幫助弗拉門戈？后來，我明白了，需要吸引球迷，需要加強球探部。我做到了這些，我感到很自豪。’”

哈瓦斯廣告集團（Havas Worldwide）公司前總裁里卡多·蒙代羅則談到了足球何以那樣受人歡迎，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國。

蒙代羅說：“這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足球能產生很多錢嗎？不是，因為球迷們你買不來。在葡萄牙，人們看得最多的是足球比賽。在西班牙，情況比我們的還要‘糟糕’。然而，在英格蘭，在現代足球的發源地，足球還是一個地區性的現象，因此沒有哪場比賽能排進收視率前十。”

蒙代羅還說，足球是人們感情所系，它與物質消費是不同的。“沒有人會為蘋果、為耐克流淚。我們會為把我們跟一家俱樂部聯系在一起的情感而流淚，這是葡萄牙的一個文化特征。”

《馬卡報》記者：足球報道中，客觀性是個烏托邦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是西班牙《馬卡報》記者，他不是第一次參加“足球的未來”大會，此前的三屆，他也是參加者。在大會上發言時，他主要談了足球媒體話題。

在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看來，在西班牙，足球媒體，尤其是報紙，存在著雙重標準的問題。他指出，媒體需要改變很多習慣。不過，他也提出，俱樂部高層也要超然一些，別太過大驚小怪，足球媒體發展了，足球工業整體才能夠得以發展。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談到了媒體的客觀性問題。“在新聞業中，客觀性幾乎是個烏托邦。主要是在體育新聞業中。我覺得，首先我們得誠實，而非客觀。我們怎么才能誠實？別把內容混合起來。比如，娛樂（新聞）與信息（新聞）不是同樣的東西。”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也進行了自我批評。“我們是最先允許我們不應該允許的東西的人，目的是為了獲得聯系方式、采訪機會或消息源。我們開始覺得我們比實際上更有權力。”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認為，記者們不要為了追求報紙銷量而突破某些原則。他舉例說：“當年C羅到皇馬時，引起了一種瘋狂。報道總是關于他的。有一天，C羅肘擊了一位馬拉加球員。我們當時想：‘現在怎么辦？C羅停賽了，我們該怎么辦才能賣報紙？’這樣的事情當然不應該發生。”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主張足球領導層應該跟媒體“手拉手”共同促進足球的發展。他說：“領導人需要在面對小的爭執時表現得超然一些。如果我們（媒體）發展了，足球工業也會發展。”

塞爾吉奧·費爾南德斯還提到了體育和足球記者隊伍中女性太少的問題。“我們還需要再強調這樣一個觀點：去報道世界杯或歐洲杯時，看不到女性評論員，這很讓人傷心，她們寫起或評起球來很棒的。”

有假球 也有球員被欠薪

博比·巴恩斯（國際職業足球運動員聯合會歐洲分部主席）

“從前，一位球員星期六或星期天打比賽，他跟主教練、隊友們，或者還跟家人，討論他自己的表現。現在，一位足球球員面前有數百個鏡頭指向他。那些鏡頭捕捉他犯了多少次規，他防守成功多少次，他射了多少次門。所有一切東西。壓力是巨大的，我們生活在一個所有人都覺得他可以對足球發表看法的時代。”

“協商比分的問題是真實存在的。當然存在了。它既真實又令人難過。然而，還存在著另外的現實：到了月底，一位球員從他效力的俱樂部那里沒拿到工資。我聽到就此發現意見的人更少。作為結語，我還想再說一點：足球愛好者也有義務保護足球，因為他們也是它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