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肖良志北京報道

　　6月20日，是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黨組成員杜兆才到中國足協擔任黨委書記滿一年的時間，在這一年的時間里，杜兆才經過國內外的調研之后，出臺了9項亮點政策，讓中國足球的發展駛入了快車道。

　　中國足球的改革，不是中國足協一家的事情，而是整個中國足球人的大事，誰也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2015年之前，中國足球的很多改革經歷過三個階段：一是王俊生時代，那時候的足球人一聲不吱，盡最大努力痛改前非；第二個階段是閻世鐸時代以及反賭掃黑前后，足球人鼻涕眼淚橫流，最終卻毛病照舊；第三個階段是蔡振華時代，中國足球開始真正意義上的改革。

　　杜兆才引領的是中國足球改革的第四個時代，在前人無數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他再次打開了中國足球改革的潘多拉魔瓶：中國足球人轉變觀念，擰成一股繩，甩開膀子加油干，這個魔瓶里飄出的就是天使。

　　歷史橫亙在身后，現實并擺在眼前，對待足球改革積極的人，就像是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對待改革消極的人，就像是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

　　關于中國足球的改革，中國足協這個機構的改革必定是首當其沖，然后才是國字號、職業聯賽、青少年等各個具體領域的改革。杜兆才大刀闊斧改革的，必定也是如此。

　　8、醞釀劃時代的“財務監管規程”。

　　4月26日、27日，中國足協在新疆召開了財務會議，并推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財務監管規程》供大家討論。

　　如果真的實施這個監管規程，一些俱樂部可能要不同程度上降薪，但是中國足協出臺職業俱樂部監管規程的目的，絕對不僅僅是為了給一線隊降薪，而是有著更為深遠的意義：提高俱樂部財務管理水平；增強俱樂部的誠信水平，杜絕假賬；使職業俱樂部的財務收支相對平衡、合理，實現可持續性發展。換句話說，既要遏制職業俱樂部盲目燒錢，也杜絕俱樂部在賬務上弄虛作假，讓俱樂部具備良好的可持續性發展的環境。

　　從全新政策的角度講，對于過渡期內中超和中甲累計虧損不能超過4.5億元（2018年2億元、2019年1.5億元、2020年1億元）、1.35（2018年5000萬、2019年4500萬、2020年4000萬）億元，以及一線隊薪酬不能超過盈虧平衡計算總收入的75%，的確是一個重磅的消息，甚至引起了一些球員的“恐慌”，不斷打聽大幅度降薪是不是真的。

　　中國足協在制定財務監管規程的時候，目的是為了讓俱樂部的投資趨于理性，而不是讓俱樂部小本經營。因此，關于2018至2020年這三年過渡期內的虧損總額，財務監管規程中還有明確的規定，就是到了2021年正式以三年累計虧損額考核的時候，如果中超俱樂部超過了4.5億元、中甲俱樂部超過了1.35億元，俱樂部投資人可以通過多種形式去消化，比如說母企業可以用增加股東權益的方式增資俱樂部，但是增資的總額度不能超過三年累計虧損總額的3倍，即中超不能超過13.5億元，中甲不能超過4.05億元。

　　實際上，這項規定，讓中超和中甲三年的累計虧損總額分別變成了13.5億元和4.05億元，平均分配到每個年度就是4.5億元和1.35億元。

　　上述這些政策屬于總量控制，從總體收支上讓俱樂部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水平。

　　除了從總量上進行控制之外，財務監管規定中還對中超和中甲俱樂部一線隊注冊球員的薪酬進行了明確的規定：每年一線隊的薪酬（包括工資、獎金、津貼、簽字費等等）不能超過當年“盈虧平衡計算收入”的75%。請注意，這里用的不是常規意義上的營業性收入，而是“盈虧平衡計算收入”。

　　常規意義上的營業性收入包括門票、俱樂部的廣告和贊助、中超公司的分成、特許商品收入、政府的補貼等。“盈虧平衡計算收入”則還包括了母企業增加股東權益的增資、母企業或者股東以“捐贈”的方式注資（按照審計要求，每年的捐贈是有限額的）。而且，如果是捐贈，母企業不能向俱樂部尋求任何形式的回報。

　　根據財務監管規定中過渡期三年的要求，中超俱樂部的母企業每年最多可增資4.5億元，加上常規性的各種收入，像廣州恒大、上海上港、天津權健、山東魯能、北京國安、河北華夏幸福等多家俱樂部的“盈虧平衡計算收入”依然可以達到10億元。10億元的75%是7.5億元，應對一線隊的薪酬毫無問題，球員的薪資不會大幅度降低。

　　因為財務監管規定實施的是總量控制和一線隊薪酬不能超過75%的雙重門檻，同時要求俱樂部的收入必須是現金或者基地資產等形式，不能掛空賬，堵死了俱樂部做假賬的可能，更不可能通過掛空賬去“洗錢”。

　　從兩個指標進行管控，俱樂部花大價錢購買內外援的時候，可能就要調節隊內的薪資結構，一些球員的薪資就要降下來，客觀上也能達到降薪的目的，俱樂部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樣盲目地隨意地燒錢為球員提高工資和隊伍的贏球獎金。

　　但是，這項改革觸及到了各俱樂部相關方面的利益，推行起來的阻力非常大。在目前的形勢下，不排除推遲實施的可能。很多時候就是這樣，不是中國足協不想改革，而是當改革觸動俱樂部的利益時，俱樂部不配合，中國足協就很難辦。因為，中國足協已經不能像以前那樣采取紅頭文件的形式霸王硬上弓。改革進入深水區，只能迂回曲折地慢慢推動。

　　9、啟動星火和啄木鳥計劃，全面推動鏗鏘玫瑰復蘇。

　　中國足協終于有了像樣的女足發展規劃。

　　按照中國足協確定的路向，女足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短期、中長期和長期。2018年至2020年為基礎打造期，這個時期的重點是教練員和球員的發現與培養；2021年至2025年為發展期，這個時期要輸送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精英人才；2026年至2050年為目標實現期，這個時期要持續輸送與世界一流強隊相匹配的高水平人才。

　　要想實現上述三個階段的目標，就必須打造出符合中國女足發展的競賽體系和青訓體系，解決好目前制約女足發展的三大問題。中國新設計的女足競賽體系為：成年階段分為女超、女甲和女乙，女超和女甲需要完善，女乙將以大學球隊為主（中國足協與10所大學合作）；青少年階段要設置單年齡段聯賽，分為U18、U17、U16、U15；U14、U13、U12則建立訓練營制度；其他更小年齡段的孩子要在地區青訓中心完成相應階段的發展與訓練。

　　在青訓體系方面，青訓中心的建設非常重要，每個青訓中心都要按照球探體系、競賽體系、球員培養體系、保障體系、與U系列國字號隊伍共建、教練員培養體系的模式去進行建設。最終，形成一套成熟的女足競賽和青訓模式，為女足各級聯賽以及女足各級國家隊源源不斷地輸送人才。

　　孫雯及其團隊在設計女足青訓體系和發展計劃的時候，非常注重對女足教練員的培養，對于教練員的重要性，孫雯用下面一句話來描述：你可以擁有一個很好的設計和體系，但是訓練和比賽提高的關鍵依然是教練員。

　　意識到女足青訓的關鍵在于教練員，是一種巨大的進步。目前，無路男足還是女足，最大的問題是青訓的實戰性和實戰手段太差，青訓的理念落后，不懂得在青少年時代進行必需的各種專項訓練，所以成年之后，從基本功到閱讀比賽的能力、對技戰術打法的理解、場上的預判以及無球跑動等等，都存在諸多硬傷。如果能夠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青訓教練員，則上述問題就會得到改觀，就能培養出更多高質量的女足人才。

　　為了讓女足擁有更多高水平的教練員，足協首先制定并啟動了“星火計劃。：目的：發現和培養有潛力的前國家隊，或俱樂部球員成為未來教練。對象：前國家隊或俱樂部球員（B級以上證書，年齡28-38歲）或參加10場以上奧運會世界杯國字號球員。人數：20人以下。

　　該計劃的任務是：1、線上線下（比賽實戰分析、教學培訓、提供訓練營和各類精英集訓實戰機會）。2、綜合考核優秀者，赴海外參與世界杯調研和培訓。3、未來U系列紅隊精英教練儲備。

　　同時，足協還制定了“啄木鳥計劃”。目的：發揮退役頂級球員的特長，利用她們的經驗，為女足青訓發展提供技術支持。對象：曾經參加過奧運會、世界杯的高水平球員。人數：3-5人。

　　該項計劃的任務是：1、 發現問題--視頻圖片剪輯（中國隊比賽、青訓比賽）。2、提供內容：視頻、圖片剪輯（男女世界頂級賽事）。3、競訓顧問（監督）。

　　說實話，中國足協的女足發展規劃再好，也必須面對女足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難以突破的老問題，這個問題，也成為了阻礙女足發展的最大障礙。只有突破這個瓶頸，才能讓女足進步更快。放眼世界女子足壇，還沒有一個通行的模式。即使是拿到過世界杯冠軍的日本女足，生存起來也是舉步維艱。在日本，女孩子踢球根本掙不到錢，沒有辦法，日本女足國家隊球員的工資，由日本足協發放。

　　中國足協還在積極研究“男足反哺女足”的政策，將借鑒世界足球的先進經驗，通過男足帶動女足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