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韓

請一個猴子來，用擲飛鏢、蓋圖章、戳大頭針的方式選擇股票，然后請一批經濟學權威、股評專家來當對照組，給予雙方相同的初始資金，經過一段時間后比較雙方的股票價值，你覺得誰會贏？這是很多西方同行都已經做過的實驗，我可以先告訴你結果：在最經典的一個版本中，大多數年份里猴子能夠擊敗市場上2/3的有經驗投資者，2011年版的試驗中猴子的排名領先90%的投資者。

這個實驗已經被重復多遍：1993年瑞典《快報》做的相關實驗中，名叫奧拉的黑猩猩成績是最好的職業投資者的4倍；《芝加哥太陽時報》也請過一個“猴子先生”，在2003-2008年間他只有一年沒有超過市場平均水平的盈利，大部分年份他也擊敗了報社請來的股評專家對照組；2010年俄羅斯人請來一只叫露莎的猴子，一年后她選擇的股票增值為初始價值的3倍，成功地擊敗了俄羅斯94%的基金經理。

為什么要講這個故事呢？因為最近在微博上看到了太多這樣的信息：“這屆世界杯太假了”、 “都是博彩公司收買了的”、“假球又坑了我”……猴子的故事和這些“世界杯假球論”有什么聯系？有，兩個故事都告訴我們：我們人類對世界的隨機性了解太不夠了，以至于有點自以為是。

世界杯都是假球？不得不說，這樣的推斷背后有很多“疑鄰偷斧”的因素在。人類的思維有一種習慣性的誤區：就是當你覺得一個東西是假的時候，你的大腦會扭曲所有信息來適應你的這個判斷；當你懷疑鄰居偷了你的斧頭時，你覺得他的目光在躲閃你，他一定心里有鬼，直到你最后發現斧頭其實一直在自己家中。

不幸的是，現實生活中，“斧子”不一定能找回來，有很多事情沒有辦法等到水落石出的一天。比如假球，當你認定一場比賽是假球時，你就越看它越像假球，不管場上球員怎么踢，你都有理由認為是假球。甲隊贏球你有你的一套假球理論，可換了乙隊贏球呢？你同樣有一套“為什么這是假球”的理論。平局？那就更是假球了！陰謀論是很難被駁倒的，因為它就像算命先生一樣兩頭堵。

哪怕這種判斷并不準確，哪怕別人提出了反駁意見，也已經很難改變你的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了。人的大腦都有防衛機制，那就是天然地要捍衛自己已經接納的論點。當你已經接納了一個論點時，要驅趕它是極為困難的，因為防衛機制會自動生效，頑固地抵抗一切不同意見，以保證你內心的自洽，否則就像是“背叛”了自己。

很奇怪的事情是，這些“假球論者”都是在比賽結束后提出自己的長篇大論。照道理，既然如此深信某場比賽是假球，而且也掌握了為何是假球、以及如何作假的情報，相當于證券市場已經拿到了內幕信息，那么理應在博彩市場上作出相應投資，豈非能大賺特賺一把？為什么每次都要做“事后諸葛亮”然后在微博上哀怨呢？

心理學上有一個專門的名詞來形容這種現象，叫Hindsight bias。我給它起個俗名，叫“我早知道就是這樣了”綜合癥。當一件事情已知結果時，很多人會試圖證明這件事情本來是可以預測的，為此他會扭曲記憶中的很多信息，去重組和重構自己的記憶片段，以達到虛假的“預測”效果。

著名的以色列心理學家特韋爾斯基和卡內曼在1970年代就做過一個著名的心理學實驗：在尼克松訪華之前，請一批專家就訪華的可能后果談談看法；在尼克松訪華結束后過一段日子，再找到專家，讓他們回憶自己當初的預測；幾乎無一例外，每一個專家都不自覺地夸大了自己預測的準確度。

事實上我很想仿效“猴子選股票”來做一個實驗，那就是把“假球論者”關起來，不讓他看電視聽廣播看報紙，總之不讓他有可能得到比賽的任何實況信息，然后90分鐘后給他提供一個虛假的比賽結果（比如甲隊贏說成乙隊贏或平），再請他闡述這場球為什么有可能是假球。然后我們大概會發現，就算是一個虛假的比賽結果，這些“假球論者”同樣會說得頭頭是道。直到一個“假球論者”能通過經過精密設計的雙盲實驗檢驗之前，你最好還是不要被他們忽悠了。

提出“黑天鵝理論”的納西姆·塔勒布在他出版于2001年的名著《被隨機性愚弄Fooled by Randomness》一書中，就曾說過：考慮到多重世界的理論，任何回溯性的觀察都注定是“決定論”的，因為只剩下一個可能的觀察；人類的大腦先天無法去理解這個世界的隨機性，我們無法理解“9·11”這樣的重大事件實際上是無法預測的，哪怕你事后諸葛亮地看過去覺得在某個時間段上是可以預測的。

有些假球論者會提出各種信息，試圖證明在比賽前就應該知道結果。然而實際上影響比賽的信息有太多太多，溫度、濕度、球員的鞋釘、草皮的長度、球員的個人情緒、球員岳父可能的生病、和妻子的爭吵……要把所有這些信息都及時搜集起來并加以分析，你才可能作出準確的預測，但這個難度就和計劃經濟要成功的難度差不多。

王朔寫過一篇小說叫《癡人》，里面寫一個叫阮琳的姑娘練習氣功試圖控制自己身體的每一個器官，“我已經可以控制體內任何一個最微小的生命活動，現在一切都在我的統一號令下有條不紊地積極工作，無政府狀態、各自為政的狀態結束了。”多年來我一直將其視為對計劃經濟的一種隱喻，但現在似乎也可以用來提醒那些假球論者：阮琳最后瘋了，因為“她陷入了汪洋大海般的文牘工作中”。簡言之，人類現有大腦是無法處理這么多信息的。

更復雜的回答，就要請出“黑天鵝理論”了。英國哲學家休謨在《人性論》里最早提出了下述論斷（后來經濟學巨擘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也繼承了這一論斷）：不管你觀察到多少次白天鵝，你都無法推斷出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因為只要觀察到一只黑天鵝，就足以否定這一論斷。

而現在，有關“史上從未有過”只是對最近一段世界杯歷史的觀察——從擴軍到32強到現在，只有20年的歷史，你怎么能說這么短的一段歷史，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就不應該發生？你只觀察了4只白天鵝，就敢說所有天鵝都是白的？當看到了一只黑色的天鵝，你就敢說這一定是“假球”，一定是白天鵝被掉包了？

塔勒布在其《被隨機性愚弄》一書中就說：“我們的問題是對最近的歷史過于看重，我們總是傾向于發表‘這樣的事情從未發生過’這樣的聲明，可歷史告訴我們：在一個領域沒有發生過的事情，總是傾向于最終會發生。換句話說，歷史教育我們，沒有發生過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塔勒布在書中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我已經對小布什總統的生命系統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學觀察，在長達48年的時間內，2.1萬次的觀察中，他一次都沒有死，我因此宣布他是長生不老的。”怎么樣？看到這種推論的荒謬了吧？塔勒布認為，我們人類的大腦為了生存需要，總是傾向于歸納一些事實；一個充滿隨機性的世界會讓我們很難受，所以我們總要尋找一些規律或者原因-結果分析；然而事實上世界可能就是那么隨機，我們對這種隨機性認識不足。

給定足夠多的猴子，讓他們在足夠經折騰的打字機打字，他們總有一天會打出一部《伊利亞特》。Shit happens！

當然，我知道國內“世界杯假球論”盛行的另外一個現實原因，是足彩的盛行。很多平時不看球的人因為足彩的刺激，也加入了看球“新鮮人”的行列，“上天臺”因此成為微博熱詞。以前我曾寫過一個冷笑話：“近日我國佛教界發現一個可喜的現象，有一門派突然因為世界杯而增加了很多信徒，那就是著名的天臺宗。”

人類的思維邏輯決定了，在你買足彩虧錢的時候，你需要為自己的失敗找一些借口。承認自己學藝不精似乎有點丟臉，但如果認定這些比賽都是受人操縱的假球，那自己心里會好受得多，因為那就不是你的責任了，是有“壞人”陷害你。其實，當你賭球猜錯了結果時，多半只是你運氣不好，完全不必怪到假球頭上。

我們在文章開頭已經說過，就算是經過專門訓練的專家，在選股票這件事情上也未必干得過一只猴子，這就是世界的隨機性。同樣，在買足球彩票這件事情上，也不必過多地相信專家。這些專家要么是采用算命先生半模棱兩可的話術（最典型的比如“我昨天夢到兩場比賽的結果”，如果兩場比賽結果正好符合，那就是我預測到了，如果正好相反呢？哈，因為夢是反的啊），要么就是塔勒布所說的“幸運的傻蛋（Lucky Fool）。”

所謂“幸運的傻蛋”，是指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預測神準了，正好趕上了市場的一個運氣節拍。這就像從一個放了50個紅球和50個白球的箱子里隨即抽取皮球，連續抽出5個紅球的可能性雖然很小，但依然是可能的，因為總有一些“幸運的傻蛋”。但長期來說，“幸運的傻蛋”總歸要回歸平均值，并因此喪失之前的所有盈利。在“賭運氣”這件事情上，長期的贏家是沒有的。

國外有一種著名的騙術：每個月給你發匿名信，告訴你股票市場這個月是要跌還是要漲，連續6個月猜中之后，你一定迫不及待地要投入資金來讓他幫你打理理財；實際上騙子是手法是這樣的，他先選擇1萬名家境不錯的人郵寄信函，5000人選升，5000人選跌；第二個月，選對的那5000人中，再2500人選升，2500人選跌……如此循環，總有一些人是能收到連續6個月都猜中股市走向的信件的。很多所謂的預測，就是這樣“幸運的傻蛋”而已。

同樣我們也要記住，有多少“幸運的傻蛋”，也就有他數量一百倍、一萬倍的“不幸運的傻蛋”。只是這些“不幸運的傻蛋”一般就直接匿了，不再出現了而已。人們總是傾向于記住準確的猜測，誰還會去翻你的微博核查你不準確的猜測啊？這就是所謂的survivorship bias（幸存者偏差），俗話說就是“死人不會說話”，“賭輸的人不說話，賭贏的人咋咋呼呼”。

這也是為什么我希望新球迷們“少賭球、多看球”的原因。是的，我相信你小賭可以怡情，但小賭怡情之后，很多人往往就想要“大賭創業”了。這就像吸毒一樣，總是要不斷增加劑量才能增加欣快感。然而我始終認為，足球本身已經非常精彩，不需要用賭球來增加樂趣。有的人為了追求性愛的快感而吸毒，最終發現吸毒本身取代了性愛，這就完全是一個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