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特派記者武一帆報道

可惜未能送烏拉圭一程。未能拍下何塞馬里·希門尼斯在人墻中間抽泣的面容——被某英國紳士蔑為“丟人”的淚水，未能拍下一群人告別世界杯賽場的神情。

沒想過我會成為烏拉圭的“專屬”攝影師。至少世界杯開賽前沒想過。說起玩相機，我不過是拿著結婚彩禮錢，央求一位真正愛好攝影的高中同學，去北京馬連道茶城四樓，像買其他家用電器一樣挑了幾樣看起來還過得去的家什，又像日式RPG人物一樣給自己裝配起來罷了。

過去8年間，我就挎著從林志穎網店里買的帆布包，堂而皇之地進出西班牙各級別賽事的現場。大多時候，同時掛著文字記者證和相機的行為是違反媒體管理規定的。甚至到了去年，最寬松的拉科魯尼亞主場也禁止我在看臺拍照。

5月份，隨著拉科魯尼亞降級，我暗想：“世界杯結束后，干脆申請一個攝影師證吧。”在凍死人的看臺上寫稿并不享受，而且對中國媒體而言，在現場報道比賽實況毫無意義。可是在看臺上至多無聊，在場邊可是要忍受大半年的凄風苦雨。對于純屬業余愛好和收藏的某人而言，簡直是自討苦吃。

啊，里亞索會不會也有“看臺攝影席位”呢。我站在羅斯托夫球場里想象。國際足聯給一些非重要甚至非專業的攝影師在看臺上——文字席下方，VIP席上方——預留了位置。這里避風遮雨，視野不錯，只不過拍攝到的圖片角度比較接近“電視畫面”，缺少藝術獨創性。羅斯托夫的幾場比賽，有一位身穿攝影背心但連相機都沒有的俄羅斯記者（或者內部人員）謝爾蓋，和我稱兄道弟，悠然看著比賽。

從第2場，巴西對瑞士的比賽開始，我嘗試從官方設置的佳能技術服務部門租借更大更長的鏡頭——我自己的100-400mm長焦鏡頭在場邊勉強夠用，但在看臺上還是夠不到特寫。就現在的經驗看，在羅斯托夫，用500mm足矣，而在索契則需要600mm的大家伙。

烏拉圭對沙特賽后，我打包了幾張希門尼斯和戈丁的照片給了好朋友“床墊姐”。她在馬競媒體部工作，是希門尼斯的腦殘粉，順便成了烏拉圭死忠。考慮到本報并沒有特別嚴格的圖片協議，我這公器私用（更別說相機是個人財產）的行為還不算太過分。“床墊姐”喜孜孜地把圖片轉給了球員本人，收獲了意想不到的回饋。

我的圖片出現在了戈丁和希門尼斯的Instagram賬號上，得到了數以萬計的點贊和評論。一時想不出，我過去十幾年寫的任何稿件有這樣的傳播度。當然，我壓根沒想過在圖片打上水印再送人，所以即便球員本人恐怕也不知道拍攝者是誰。

話說回來，我是那種朋友圈數周乃至數月都不見動靜的人，海外社交賬號基本上是擺設，“臉書”已停更許久，微博上以吐槽他人為主——總之，是一個樂于活在視野外的人。這樣大概一輩子也別想出名。

所以，當索契那場1/8決賽結束，某個烏拉圭攝影師氣喘吁吁地在媒體間四處詢問有沒有卡瓦尼慶祝圖時，我朝他招了招手。這位老兄在場邊踞守，結果卡瓦尼兩次慶祝都背對著他，一張好圖都沒拍到，無奈只能朝同行求助。我將幾張自認為最好的圖拉進他的U盤內，玩笑說：“50美元一張。”他苦笑道：“這樣吧，我把下一場比賽的圖片十倍反饋給你，作為交換。”

算了。臨走前才想起來問一句他究竟是哪家媒體，我也好知道自己種的瓜被誰拿走了。“我是個自由攝影師，專門給球員社交平臺提供圖片的。”隔天一翻Instagram，卡瓦尼怒吼、揮拳、半帶悲憤跪地慶祝圖片赫然在列。

緣分吧，也算是毫無職業攝影師素養的損公濟私行徑。但我本來就是業余的、假裝攝影師的文字記者。遭到資深同行譴責，我也毫不介意。

羅斯托夫的攝影技術支持非常寬松，可以連機帶鏡借到一套，空著手來也能干活。但我堅持用自己那個并無超高速快門的5DIII拍圖，只怕拍出來的圖片完全不是自己“親生的”。

這幾萬張圖片和肥大的印有FIFA標志的綠色攝影背心，是世界杯送我的最好禮物。我要穿著它去西丙的球場，讓阿馬德奧那個“專業”跟隊攝影師繼續和別的同行吹牛，說：我這個小兄弟可是剛從俄羅斯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