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王勤伯發自斯普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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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圣彼得堡前往克羅地亞的機票，只剩經羅馬轉機去斯普利特一個選擇。斯普利特是克國第二大城，位于亞德里亞海濱。

法國和比利時半決賽結束，當我在球場新聞中心迅速訂下這張機票，想到第二天就要離開俄羅斯，突然有種暢快的釋放感。

史上組織水平最高的世界杯，也是最無聊的一次。比賽只剩定位球+頭球得分，記者們持久奔波在一個看不見的、由賽場新聞中心、媒體大巴和媒體酒店組成封閉管道中。

巴西出局，我的跟隊任務即已結束，翻胃卻在持續。俄羅斯并未帶給我特別的激動和感觸，日子和賽程像這里的河流與土地平淡地延伸著。

當法國隊再度以定位球+頭球闖關進入決賽，我立即開始尋找前往克羅地亞的機票。

沒有別的緣由，僅僅因為中國球迷和媒體對“小國”的關注永遠停留在轉瞬即逝的起哄里。我想，如果克羅地亞進入決賽，至少我能親眼體會一種與起哄無關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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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真的進了決賽。

航班晚點，斯普利特機場出關緩慢。鉆進出租車，司機立即告訴我，1比0，英格蘭領先，又是定位球！

“沒關系，我們會贏！”我已堅定地把克羅地亞視作“我們”。

旅館名叫“迪奧克萊斯宮體驗”（又不少人根據英文譯為戴克里先宮），司機把我放在步行街入口。找一位當地人打聽旅館地址，他指著厚重的宮墻，“不知道，這里你能看到的一切都是迪奧克萊斯宮，這個城市就是在宮殿廢墟上建起來的。”

克羅地亞人超強的外語能力幫了我大忙，一個接一個地詢問，終于有個小孩知道我找的旅館在哪里——一家餐館的樓上，他在窄巷墻壁上看到過指路標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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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奧克萊斯曾是一位重要的羅馬皇帝，就出生在斯普利特附近，那時候斯拉夫語的克羅地亞部落遠未來到此地。

宮殿建于公元3、4世紀間，一些城墻和街道存留至今，宮殿廢墟上共建起約200棟建筑，構成了后來的斯普利特古城。

球迷聚集的大屏幕就在宮墻下方的小廣場上。

克羅地亞人當然和塞爾維亞人有著鴻溝之別，他們信天主教而不是東正教，他們使用拉丁字母而不是西里爾字母，他們更懂海洋和貿易，而不是占領和征服。他們像是說斯拉夫語的拉丁人，熱情奔放，喜歡甜蜜生活，注意穿著打扮，帥哥美女成堆，就連名字也是盧卡、馬里奧、馬爾科、阿德里亞娜、薩布麗娜……和意大利一樣，克羅地亞也擁有洗不掉的法西斯過往……

一位咖啡館服務生特意挑選了紅白格子領帶，我突然意識到，英格蘭可能會輸。索斯蓋特這款馬甲和領帶，竟然讓島民們瞬間以為自己懂時尚會穿衣了，卻不知和克羅地亞人拼領帶純屬班門弄斧。

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中，克羅地亞雇傭兵漂亮的領帶引發了法國人的注意，立即模仿和推廣，并用“克羅地亞”稱呼它。法國人發不好克羅地亞語的“Hvrata”，于是成了法語crav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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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常常很羨慕比利時、德國等西歐國家民眾“天生會多種語言”。這是因為中國掌握多種語言的人太少，無法親自去分辨。其實英語都說不好的德國人滿大街都是，說不好法語的比利時人也人口眾多，包括某些比利時國家隊成員，這里就不點名了。

普通民眾語言能力好到令人欽佩，其實是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這樣的國家。我假裝不會英語，在街頭嘗試用德語或意大利語問路，出門倒垃圾的駝背老奶奶用流利的意大利語回答我，“前面直行500米”。

就連偏僻山區里，人們同樣無所謂你說什么語，絕不會有人說“對不起我聽不懂”，最低配置是我說意大利語或德語，克羅地亞人用英語回答。

這是小國的生存之道，也是大國最難理解小國的地方。他們能夠使用不止一個外國的語言，利用他們的文化制品，卻又清晰地保持自己的身份。或許這種狀態才是自然的，就像苗圃角落里頑強生長的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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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人到底怎么學外語的？

前往普利特維采湖國家公園的路上，我在一家路邊咖啡店停下休息。店主一家圍著一臺老舊的電視看法國電影。法語原音，克羅地亞語字幕。

我想起約維蒂奇加盟塞維利亞時驚艷的一口智利西語。他說黑山的電視臺很窮，大量播放外國電視劇但沒有配音只有字幕，他從小愛看一部智利電視劇，這樣學會了西語。

倒是不少移民海外的克羅地亞人失去了同樣的多語成長環境。沿路見過一些來訪祖的克羅地亞后裔澳大利亞人，他們基本只會英語。曼朱基奇從德國回到克羅地亞時，也曾有過說母語困難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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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選了一個相對平均水平便宜很多的山中民宿。開進小道，才知道便宜何在。路的下方就是深達百米的峽谷，盡管植被繁茂，但誰都清楚掉下去意味著什么。

一輛波斯尼亞汽車明顯受不了這番心理挑戰，靠右停在路邊，示意我超過他。

彎道處，我靠右給迎面過來的汽車讓出錯車空間。身后駕駛著SUV的小伙子卻不知為何心血來潮，踩油門搶出左側想要超過我，突然發現前面有車過來，他趕緊閃向路的外側。

SUV躲開了兩車車頭相撞，也幸好有棵大樹擋住，沒有滾下山坡。或許司機錯過車頭以后又努力想把SUV拉回道路，結果刮下了對方汽車后輪擋板。

事故雙方沒有爭吵，沒有嚎叫，平靜地瞪著驚魂現場。為避免刺激這份平靜，我放下已經掏出準備拍照的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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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普利特街頭的克羅地亞民間歌舞表演中，我聽到一些和南美音樂一模一樣的歡快節奏和旋律，尤其想起智利傳奇音樂家比奧萊塔·帕拉。我說的不是帕拉創作的《感謝生命》這種悲傷的歌曲，而是類似《女園丁》一樣從智利鄉下收集的民歌。

提到克羅地亞只想起斯拉夫，就像提到拉美只想起印第安。不代表主流文化的國家和地區，其文化多元性常常被刻意忽略。不少人認為帕拉收集整理的民間音樂主體是印第安音樂。實際完全不是，帕拉的音樂元素里，印第安成分并不多，更多是中歐、巴爾干、伊比利亞移民帶來的歐洲民間音樂。

智利人對克羅地亞的支持并不奇怪。智利無緣本屆世界杯，約半數智利人支持巴西，巴西足球一直被視作南美足球的最正統代表。巴西出局后，克羅地亞的支持率飆升，除了因為莫德里奇等天才球員，還因為超過2%的智利人口是克羅地亞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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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普利特維采湖國家公園返回海邊城市扎達爾。我一直被一個疑問纏繞：為什么在那些漂亮肥沃的山區谷地里，一些地方精耕細作，另一些田地卻灌木叢生拋荒已久？

經過一個同樣占據著廣闊原野的克羅地亞軍營，我才悟出答案：地雷。

前南戰爭在克羅地亞境內留下了至少6萬枚地雷，排雷工作遠未結束。普利特維采湖所在的狄那里克山區，在90年代初克羅地亞獨立戰爭中曾長期被塞族武裝占據，也是戰斗最激烈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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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那里克山脈靠海的一側是裸露著石灰石和白堊巖的干旱山坡，翻過山口，卻是一個接一個濕潤翠綠的谷地。在狹小的版圖上，克羅地亞的景色提供了格外豐富的變化。

這里的景色格外讓人想起四川和貴州交界處的山區，同樣豐富的石灰石和白堊巖，同樣在山坡迎風和背風兩側出現截然不同的生態。

我選擇了一條不走高速的山道，這樣可以穿越盧卡·莫德里奇老家扎頓·奧布洛瓦茨基所在的地區。那個村子現在路已不好走，當地人提醒我別去沒有水泥路的地方。

80年代，扎頓村有500多個居民，莫德里奇是當地大姓，多數是牧民。1991年12月18日，闖入村子的塞族軍隊殺害了6個老人。他們試圖把這一帶直至扎達爾納入塞族版圖。

小盧卡和父母逃到了扎達爾城，和其他難民家庭一起被安置在旅館里。他的“足球生涯”正是在旅館停車場開始的。

莫德里奇說，盡管戰爭殘酷，但他個人的悲慘記憶很稀少，童年仍然有很多甜蜜。這一點我完全相信，同情和憐憫常是是我們單方面地對著“受害者”發病。

看過那部意外曝光的關于狼的小紀錄片里5歲的牧羊少年小盧卡·莫德里奇的身影，有多少人會忍不住說“小可憐”，卻體會不到他超大的外套里裹住的那份童稚的快樂？

我也想去體會那份快樂，干旱陡峭的山地，干爽的地中海風，自由的天地，清澈的陽光，山下是美不勝收的瀉湖，世界和生命的問題永遠不大也不小。只有長大以后，它們才漸漸成為大大小小的問題。

最可憐的是那些狼，戰爭和地雷讓它們一去不復返地逃去了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