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1）

平安夜，“大仙”王俊去世了。

享年多少歲，我不知道。

我為什么要知道？

你們都知道好了。

明年這會兒，你們不太會還知道。

詩人的生命是純粹的生命，

詩人的死亡是純粹的死亡。

我只知道，他是我的老師。

我和我的老師從未見過面，或許他也從未聽說過學生的名字。

但他是我最好的中文老師，永遠的寫作老師。

我小時候不喜歡北方漢語，對，普通話。我覺得南方漢語更像我想要的漢語。聽歌，我也更愛粵語歌，“人皆尋夢，夢里不分西東”，多有音律感的鼻化元音！

大概是上小學五年級，家里訂了《足球》報。

很多人通過《足球報》的專欄頁面認識了最早的一批球評家，汪大昭、畢熙東、李承鵬……

通過這一頁認識了我的中文老師王俊。其他人的都不愛看。唯有王俊的專欄，我會朗讀好幾遍。

老師是北京人，他的語言是普通話。

于是，我知道我也可以喜歡北方漢語。

但老師教我的不是北方漢語。

年齡稍大一些，我也開始學寫短文、寫詩。

潛意識里，“大仙”王俊始終是我的榜樣。

他時刻在回答我內心深處那個最致命的問題：

寫作，是為了什么？

（2）

后來我成了體育記者。

如果想見到老師，完成拜師禮節，格外容易。

我期待過的偶遇從未實現，

因為我從來就沒有期待。

面對榜樣的尷尬，并不源自羞怯。

你賦予另一個人的宏大含義對于受者而言本身格外荒唐。

詩人大仙可以懷抱美酒，可以懷抱美人，絕不會懷抱“為人師”的淺薄念頭。

同時，我也是個無知的學生。

大仙的朋友，應該讀過不少他的詩。

大仙的粉絲，應該收藏過他的書籍。

而我除了他發表在《足球報》的專欄，只讀過一些他寫在微博上的句子。

這是成長的遺留問題。

當一個人的文字緊密伴隨過你的少年時代，你不知道的他也是過分熟悉的。

（3）

內心深處的詩人“大仙”，如何回答少年時代的我：“寫作，是為了什么？”

寫作，不為什么。

踢球，不為什么。

歌唱，不為什么。

愛情，不為什么。

游戲，不為什么。

這是他的話？還是我的捏造和臆想？

臆想又怎樣？捏造又怎樣？

佩索阿說過，詩人就是偽裝。

讀著王俊的游戲文字，在一切為了什么的世界里，少年我領悟了“不為什么”。

我對北方漢語的天然戒心頃刻解除。

我和世上所有的語言全部和解。

我的和解不是屈服，而是等著把它們游戲、搖滾和拆解。

多年后，在《憂郁的熱帶》一書中，我讀到巴西叢林里，一位部落首領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拉斯向成員展示文字和書寫。

列維?斯特拉斯察覺到，自己展示的內容，其實被部落首領變成了迷惑部眾的把戲。

于是他進一步意識到，文字的誕生可能天生就是為了制造奴役和不平等。

所以我熱愛偉大的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尼卡諾爾?帕拉——在文明繁華又罪惡的廢墟上，只有詩歌能讓語言和文字重生。

有次讀到尼卡諾爾?帕拉：

“現在，誰把我們從解放者手里解放出來？”

突然覺得像是王俊的句子。

長大后我才知道，

寫足球專欄的老師，是個詩人。

（4）

我最好的語文老師是個詩人。

我是一個未遂的詩人。

這是我們的師徒關系。

世上不會有比這更單純的師徒關系。

親戚或余悲，今日我亦歌。

你歌滄海桑田悲歡離合，

我歌加比戈爾迭戈濟科，

一日弗拉門戈，至死弗拉門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