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嚴益唯

中國男足很不幸地曾經被揶揄為痰盂，人人都可以理直氣壯地朝里面吐痰。繼上周美團CEO王興吐槽中國足球職業球員的12分鐘跑不如清華大學普通男生后，北大學者王小東也跑來湊熱鬧，他表示“說到貢獻，國足就算回回拿世界杯冠軍，貢獻也不如北大清華，甚至不如這倆學校的任何一個系，雖然文科系的貢獻可能沒那么大，那也比你們強。你們連泰國都踢不過，還拿那么高的工資，你們的貢獻是負數啊，大負數啊。”看了他的視頻后，記者不但沒有對男足有任何蔑視，倒是為代表中國教育最高水平的北大感到不平：頂著北大光環的這位學者，如此缺乏邏輯和常識地抨擊國足，對得起名揚天下的北大學府嗎？

如果去問國足們，一篇議論文基本要素是什么？應該有人知道答案：論點和論據。筆者不止一次看到國字號球員的床頭放著各樣書。雖然中國球員在學校讀書時間不多，但是喜歡看書，思路清楚的球員真的不少。

可是，這位北大學者通篇演講，除了不斷拋出各種概念，卻幾乎聽不到他對這些概念的論述。換言之，他只顧立論，卻沒有相應的論據。比如說，怎樣的人才是他口中“一大群沒腦子的人”，他沒有解釋。他將這群含糊的對象稱之為“反智”，可惜什么是“反智”也沒再解釋。至于這群反智的人將把民族“拖入深淵”，如此嚴重的定性，居然也沒有進一步的解釋。

這種只有論點，沒有論據“無厘頭”式的抨擊，在二十分鐘的演講中，不勝枚舉。雖然這位學者抨擊對象是“沒腦子的人”，然而越是帶著腦子來傾聽他演講的人，越可能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從他口中這些觸目驚心的概念中，聽者根本無法獲得關于這些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難以信服。

從上海歷年的高考作文題可以看出來，理性思辨是對上海高中生的基本要求。所以，這位學者如此缺乏邏輯的論述，并不能代表中國教育的水平，只是他如此水準，實在有點對不起北大。

此外，這位學者聲稱北大清華這樣的高等學府，相對于理工科，“文科系的貢獻可能沒有那么大”。很遺憾，他依然并沒有解釋這樣的論點。我們只能猜測，這句話有兩種意思，一是他批評北大的文科不如理科強。或是他認為文科對社會的貢獻不如自然科學那么大。因為他在演講中對北大和清華的唯一反省是現在的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問題，并沒有批評這些學校忽視文科，所以第一種解釋不太可能。那么，這位學者的意思應該是認為大學的文科不如理工科重要。

這實在是缺乏常識。人類大學的起源，恰恰是哲學和神學這樣的“文科”推動的。

當初正是一群聚在大教堂與修道院之學校附近獨立學者的團體發展成了歐洲中世紀的大學。這些最早的大學學者，用現在的眼光看，恰恰都是文科出生。他們研究的對象是經院哲學（scholasticism）,人類的思想史上稱之為經院學者（scholastics），這個詞本身源自于拉丁文的“學校”（schola）。

現代大學的發展的根本動力仍然是人們的哲思。人類近代史上的科學大師幾乎都是思想家，哲學家這樣的“文科生”。比如我們熟悉的解析幾何之父笛卡爾，正是西方現代哲學奠基人之一。他著名的“我思故我在”，道出了思考本身，而不是解析幾何或者其它什么科學知識，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所在。

演講中，這位學者列舉了一大堆的清華北大自然科學范疇的成就，在他眼里只有這些才是對社會的貢獻。殊不知，無論是清華還是北大，以至于任何一座享有盛譽的大學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成就，都離不開人類從最古老的哲學思考中吸取動力。用亞里士多德的話說，這種動力就是為求知而求知的欲望。

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現代科學奠基于兩次關鍵的革命，一次是概念的發現，一次是理性實驗的發現。前者的范例就是柏拉圖在《理想國》的“洞穴隱喻”。“洞穴隱喻”這一哲學命題，貫穿了人類的哲學史，在韋伯看來更是現代科學的基礎。

這位北大畢業的學者對文科的輕視，既不符合常識，也對不起他自己的母校北大。

最后，即便這位學者的論述有理有據，邏輯慎密，也沒有什么明顯的常識性的錯誤。這個演講的命題其實也值得商榷。清華北大和中國男足是不同的行業，兩者之間對比，必須設立一個標準。很遺憾，這位學者恰恰沒有設立一個可辨認的標準，就開始關公戰秦瓊了。

清華北大培養科學家本來就是責任所在，正如國足爭奪世界杯，其實也是球隊責任所在。怎么能說“國足回回拿世界杯，你們的貢獻也比不上北大和清華”呢？頂著北大的光環如此蠻不講理地抨擊國足，這位學者實在對不起人們心目中的北大。

以我們現在的眼光看，老子也算是文科生了吧，他所說的自伐者無功，相信一定不是“反智”的吧，感覺是這場突然火起來的論戰中，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注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