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20中超聯賽第一階段9月28日在蘇州落下大幕，16強全部歸位，第二階段爭冠組與保級組的大勢也隨之全部明朗。疫情之下，應該感謝相關領導部門的鼎力支持，中國足協全方位的努力，賽區組織者的辛勞以及各參賽隊的全力配合，使得今年的中超聯賽依然還能正常展開，并最終順利而安全地結束第一階段賽事，更使得球迷們在當下的特殊時期依然還有所寄托。在特殊的情況下，今年的中超第一階段值得總結回顧的東西也著實不少，我們就來一一細說。

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馬德興報道

在今年中超第一階段比賽中，有一項數據比較引人注目：前14輪比賽中U23球員出場時間累計為29972分鐘，較去年同期的23150分鐘有明顯增加。而且U23球員首發人次總人數為307人次，較去年同期的269人次同樣有明顯增加。不過，這樣的比較恐怕并沒有太多的說服力。

2019賽季中超在U23方面，實施是每場比賽必須要有3人次出場、首發中必須要有至少1人的政策，但在具體的時間方面并無明確規定。賽程過半后，官方調整為首發中至少有1人，且整場比賽中始終要有1人在場上。今年雖然賽制進行了調整，但U23政策依然維系去年后半段的規定。在這種情況下，一些球隊采用的“閃上閃下”的情況就完全消失了，U23球員有了更為穩定的出場時間。于是出場時間較去年同期有明顯增長是理所應當的，但肯定不能就輕易得出U23球員“表現要比去年更好”的結論。

實際上，今年U23球員因為政策的變化，總的出場人次為516人次，較去年同期的586人次還少了70人次；U23球員的進球總數22個，較去年同期還少一個。這兩組數據多少也反應出目前U23球員的整體情況，在出場時間較去年同期增長了6800多分鐘的情況下，進球數并未有明顯增長，而且助攻數據也同樣還不如去年同期。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因為過去多年來各職業俱樂部忽略青少年球員的培養工作，導致如今的U23球員差不多都是10多年前開始踢球、走上職業之路的。而當時的現實情況，決定了整個一代甚至兩代球員的基礎并不理想，因而即便用U23政策保護這些球員，也就只是讓他們有更多的比賽機會，而這一代、兩代球員的基礎，并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所以，U23政策的實施在短時間內很難評判好與壞，必須經歷相當長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得出更為恰當的結論。

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所謂的“青春風暴”的說法，某種程度上其實是外界的一廂情愿。以大連人為例，很多人都在強調貝帥啟用大量年輕球員，在鍛煉隊伍培養球員。但如果仔細查看大連人在第一階段的全部比賽就會發現：他們的首發陣容多一名U23球員或者少一人，比賽的結果常常大相庭徑。其實這就是木桶理論，是首發陣容所裝的水“少”還是“更少”的差異，畢竟年輕球員的成長需要付出代價。

貝尼特斯曾經感慨說過：“在中國，球員18歲、20歲或21歲時才學我們小時候就知道的足球知識，這太晚了！在中國一個球員23歲還是年輕球員，但在歐洲年輕球員是指17歲至20歲之間球員。兩者之間存在巨大差距。”

這其實已經非常清晰地解釋了中國足球為什么要推行U23政策的原因。任何一名球員的成長，都需要經過千錘百煉、達到一定的訓練時數、比賽場數，才有可能真正成熟起來。中國的青少年球員由于目前沒有合理的競訓體系，只能到一線隊來補原來在梯隊中就應該學習和接受的正式比賽的錘煉，所以年輕人自然就無法與歐洲同齡球員相比。在一線隊經過四五年的“補課”，年紀大的到了28歲，其經歷才相當于歐洲U20、U21球員，可能腦子才開竅。這也就決定了中國球員的成熟期更晚，黃金年齡的時間也更短。從這個角度來說，繼續執行U23政策是一種必然。

以上海申花為例，他們最后兩輪以全華班首發陣容并取得了兩連勝，最終鎖定爭冠組席位，其中畢津浩表現相當出眾。畢津浩曾是一名高中鋒，但進入一線隊之后基本就沒有以中鋒首發出戰的機會，因為所效力的俱樂部鋒線上位置全部都留給了外援，于是只能改打中后衛，只是偶爾在最后時刻被頂到前鋒位置上，這在很大程度上扼殺了本土球員的才能。

但是可以預想的是，一旦申花的外援前鋒復出或者新引進的外援到位，畢津浩依然還會被犧牲。畢竟作為一線隊的主教練，無論你是貝尼特斯還是崔康熙，所需要負責是球隊的成績，而不是負責球員的培養。而作為俱樂部或俱樂部的投資方，所需要的是投資見效有成績，培養人并不是其最終目的，聯賽這種性質和目的決定了本土球員更多地只能被犧牲。

多年來，中國足球就是在這種矛盾的反復之中逐漸迷失自己。所以，所謂的“換血”、“青春風暴”，在沒有培養出一批可塑的、有質量的青年球員之前，最多也就是一廂情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