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意大利記者 王勤伯

可以有一千種紀念迭戈·馬拉多納的方式。

例如重溫他那些神奇的技巧影像，任由青春年少時所有的激動與失落翻涌，讓久違的熱淚在滾落麻木的臉龐；例如再聽一遍音樂家和球迷們寫給迭戈的歌曲，聽著聽著又聽到了迭戈自己的歌喉，而迭戈這個名字本就是激烈交融的主體和客體，他從未完全是“他”，就像“我們”永遠在品味不完整的“我們”；例如僅僅再聽一遍他的聲音，從“我的夢想是贏得世界冠軍和第8等級（少兒比賽）冠軍”，到“媽媽，我為你踢球”，再到“我亦曾犯錯，但皮球不容玷污”。

迭戈·馬拉多納是一個多面相的存在，或是足球明星，或如搖滾明星，他也擁有大多數明星所不具備的天才和魔力，能夠以最簡單的方式把最復雜的事情搞清楚，就像球場上一人過掉對手一整個球隊（和他們精心準備的技戰術），或者一腳穿透性的傳球洞穿對方兩層防線。

當你喜歡上迭戈·馬拉多納，你很難對他的語言能力無動于衷。世界足球歷史上從未有過一個人物為后世留下如此之多的金句，且迭戈的語言有著令人驚嘆的普世性，絕大多數名句不需要加入背景注解，一切問題都已經在字面上提出并已經在字面上解決。英國人萊因克爾既是他的對手也是他的友人和粉絲，同時萊因克爾也是一個語言達人，是退役球員轉行評論員的佼佼者，但萊因克爾的語言和馬拉多納的語言比較起來，多了一些英倫風，少了一些格局和靈氣。

1963年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的阿根廷著名作家斯佩琳（Cecilia Szperling）曾在一段關于“馬拉多納語言”的點評中說，“迭戈的智慧不可思議，他能夠提供超越當下的回答，這些回答1年后被重復，2年后被重復，10年后被重復提起，20年后也被重復提起。”

1986年世界杯，“上帝之手”。

就像1986年世界杯的“上帝之手”，一個短語在賽后瞬間就徹底改變了這個非體育行為的敘事模式和情感。是的，迭戈做了一件不合規范的舉動，但是，人類啊，包括英國人在內的人類啊，上帝站在迭戈一邊，站在阿根廷一邊！

多少年后，人們仍然在懷念“上帝之手”，歌唱“上帝之手”。是誰給“上帝之手”提供了最好的后續版本？是迭戈·馬拉多納本人，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個采訪中，迭戈告訴《法國足球》雜志：“我夢想著再進英格蘭一個球，這次用右手。”

精靈！迭戈，熱愛足球的人類怎樣地想念著你！在迭戈·馬拉多納去世1周年，我們榮幸地請到斯佩琳女士和中國讀者聊一聊“馬拉多納語言”。

下為阿根廷作家斯佩琳訪談

問：你曾盛贊過迭戈·馬拉多納的語言能力，關于他使用語言的天才和魔力，迭戈的 "馬拉多納語言 "提供的是一份怎樣的遺產？

答：是對語言本身進行干預的可能性。馬拉多納語言是使用大眾語言非常常見和親切的表達方式來展現出新的含義。或者換句話可以說，通過從情感的管控來修改語言本身。

阿根廷作家斯佩琳

問：迭戈的一些神奇表達方式和短語，例如“上帝之手”或者“皮球不容玷污”，說出來那么輕輕松松。您認為迭戈對寫作者群體能夠提供一些啟發嗎？

答：是的，我認為他屬于在某些社團中間已經存在的文化現象，例如搖滾樂手就經常自由地改變句子的含義，并把它們變成音樂、節奏、聲響，在這一類節奏游戲中，你會發現，通過對詞語的修改和剪輯粘貼，會呈現出一些隱藏的聲音。例如作家卡薩斯（Fabián Casas）、音樂家查理·加西亞（Charly García）、作家兼創作歌手瑪麗婭·埃萊娜·沃什（María Elena Walsh）、音樂家卡林·約翰森（Karin Johansen）或者歌手“玻利維亞小姐”（Miss Bolivia）都喜歡玩詞匯游戲，拆解流行的、被熟知的語言。

問：迭戈的哪些話最讓您感到好玩或者印象深刻？

答：“烏龜跑掉了。”

非常，非常有表現力。因為你必須得是呼呼大睡，烏龜才會整個逃跑掉，沒法把它抓回來。

“擊敗河床就像媽媽在早晨用一個吻喚醒你。”

幾乎是普魯斯特句式，這句話包含著母子關系中的幸福。直指勝利的甜蜜。

“科波拉活得很好，在水底下抽著煙。”

在水下吞云吐霧很美。它描述的是一個快速、敏捷、狡猾的人，他實現了似乎不可能的事情。

“皮球不容玷污。”

暗指足球就是足球。他在自己的個人生活中犯了錯誤，但從未玷污足球。這句話在阿根廷被用于很多場合。

“他們截掉了我的雙腿。”

雖然這句話有一些"黑手黨"話風，但我認為需要看到話語背景是他被逐出1994美國世界杯。他的感受如同被截肢的字面含義一樣。我們阿根廷人的感受就是這樣：被截斷、被剝奪、無能為力。這句話的黑手黨話風突出了事件的故意性，就像一次有預謀的攻擊。我們阿根廷人覺得世界的財富和特權分配是不公正的，他們不想看到我們通過迭戈展現光芒。

1994年世界杯，馬拉多納與護士牽手離開球場接受藥檢。

問：迭戈的語言來自何方？除了他的天才、除了他不停息的創造欲和與眾不同的愿望，他如此豐富和生動的語言、簡單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表達方式來自哪里？這與阿根廷街區的文化和語言有關嗎？我這樣問是想起北方國家那些出自下層的球星，要么太多謙卑，要么過于俚語化，少有迭戈這樣充滿游戲和創造性的表達方式……

答：阿根廷球迷一直以發明非常高超、詼諧、有趣的加油口號而聞名。我把這個和帕亞達（Payada）聯系在一起，這是一種19世紀末以來在阿根廷高喬人中間流行的即興歌詞創作對決。（注：Payada作為一種民間文化活動，和東亞的對歌、希臘的辯論有相似之處。Payada集音樂、即興詩歌創作、辯論于一體，每個參賽者必須回答他的對手提出的問題，然后以同樣的方式繼續提問，如果一位參賽歌手沒有立即回答另一位參賽歌手的問題，比賽即宣告結束）另外還有英國打油詩、西班牙詩歌和搖籃曲的影響。當下的花式饒舌也強調使用韻律、幽默、機智和即興發揮。

問：馬拉多納和梅西在談吐方式上的差異是否影響了阿根廷人對這兩位明星的感情？

答：馬拉多納既被神化，又被貶低和詆毀，特別是被霸權主義媒體如此對待。對于一小部分擁有特權的保守派精英來說，迭戈從貧民窟里闖出來支持卡斯特羅或查韋斯，他的毒癮問題，他的自由散漫和莽撞無禮，他的天才和社會敏感，都是無法接受的。有過多次針對他的抹黑運動。而最開始的時候，梅西的良好言行似乎被視作為媒體和大生產機器的需求而存在。他們兩人被對立起來。但在今天，梅西受人喜愛，迭戈也受人喜愛。

斯佩琳作品封面。

問：您在接受墨西哥作者馬里奧·布拉沃·索里亞訪談時，曾提到阿爾特（Roberto Arlt）、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和蘭博基尼（Osvaldo Lamborghini）等阿根廷作家。您說，“在我們和生活以及不幸的文字關系中，相反的一面總是更吸引我們：我們偏愛失敗者"。我很喜歡你的這句話。當我得知迭戈的死訊時，我哭了，但與此同時，我的腦海中出現了另一個阿根廷作家索里亞諾的書名《悲傷，孤獨和終結》。在我看來，是迭戈選擇了自己的結尾，就像他的生命其余部分一樣，是文學性的存在。 在今天的現實中，個體的文學性存在空間是否每天都在消失？

答：阿根廷文學涌現了阿爾特、博爾赫斯、科塔薩爾、西爾維娜·奧坎波（Silvina Ocampo）和瑪麗婭·埃萊娜·沃什等人物，它的力量和深度總是在翻新出來。迭戈去世后，人們感到一個匯聚了大眾感召力、名人效應、我們的語言財富和詩歌的化身死去了。而我是一個樂觀主義者，我覺得，不，一旦走出哀悼的陰霾，這份活著的遺產就會重建起來。雖然我們活在失敗者的傳統里，正如托爾斯泰所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問：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女權主義和迭戈。去年，西班牙足球運動員保拉·達佩納沒有向馬拉多納表示敬意。她說：“前幾天是11月25日，國際消除對婦女的暴力日，我們正在為消除男性暴力而奮斗。同一天，馬拉多納也死了，我看到了很多人的虛偽，他們反對這種暴力，但同時又為他這樣的虐待者辯護。”雖然她的指控與事實不符，但我想知道您作為女權主義活動家對此的看法。

答：馬拉多納總是會談到克勞迪婭、達爾瑪和賈尼娜。他的妻子和女兒們總是被放在第一位突出對待。后來他又逐漸地承認了幾個私生子，這說明他承認了自己作為父親的責任，并承擔起責任。他是個放浪者（在90年代的名人文化中，這是和毒品并行的。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沒有犯罪行為，我們需要把歷史背景中的一些風尚視作正常，甚至可能是特殊歷史背景對當時的男性提出的要求），但我沒有聽到過有關他任何虐待或性別暴力的故事。所以我不認為他是一個暴力男。他最為風光的90年代也是被大男子主義全面深刻統治的時代，我把他視作是那種文化的一部分。

問：能否補充給我們講述一下阿根廷的90年代，以及和迭戈的生命路徑是否存在關聯？

答：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名叫“香檳配披薩”的新自由主義階段。披薩是阿根廷的廉價食品，而香檳則是奢侈品。阿根廷比索和美元的匯率被人為固定在1比1，貨幣價值相同，讓我們阿根廷人能夠旅行（請腦補我們國家的位置是多么位于南方）并去消費北半球國家的產品，這是我們以前無法想象企及的。

梅內姆把屬于國家的一切都賣給了私人，一些環節得到了改善，但目的是進行金融投機，這個時期在2001年隨著房地產泡沫崩潰和阿根廷實施著名的“圍欄措施”而結束，這是我們國家遭遇的最重大經濟危機之一。

2001年告別賽，發表“皮球不容玷污”演講。

這是名流成為輿論焦點，也是體育、搖滾和演藝界明星曬土豪生活的時期。這是一個有點猥瑣的時期。富豪文化開始占據阿根廷的《人物》等雜志封面，伊瓦娜·特朗普登上《名利場》封面，僅僅是因為她嫁給了一個億萬富翁，過著奢華的生活。

在阿根廷，可卡因在那個時期是娛樂產品，也是精英和搖滾的標志，來自各行各業的很多人都成了癮君子。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這并不被人詬病。這就是為什么我說馬拉多納的毒癮和他的大男子主義是他的許多同時代人所奉行的。他還說過另一句話，“我什么榜樣都不是”。他不想成為一個榜樣，他只是和其他很多人一樣玩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