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意大利記者 沈天浩

普蘭德利來到特倫托體育節，出乎很多人的意料。2021年3月，他辭去佛羅倫薩主帥的職務，并留下一封令人印象深刻的告別信，信中解釋了他辭職的原因：“在每個人的生活中，除了美好的事物之外，有害、有毒的事物也會不斷積累，有時也會對人們造成損害。在我生命中的此時此刻，我發現自己處于一種荒謬的境地，無法繼續做我自己。”普蘭德利宣告了自己執教生涯的結束，他也確實信守了諾言，在其后再未拾起教鞭。

不同于大多數同行和圈內人，普蘭德利選擇在65歲的年齡，向外界袒露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足球世界對普蘭德利造成了哪些傷害？無論如何，他并不恨足球。在退休兩年半以后，他回到了公眾的視線，與人們分享自己的故事。活動的主題叫做“我的道德足球”——對于普蘭德利來說，足球不僅僅是一種運動。

本場訪談的主持人沃爾特·維爾特羅尼，同樣有著精彩的人生故事。他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政客，曾經擔任過意大利文化部長和羅馬市長，不過和普蘭德利一樣，在意識到自己無法做得更多之后，他也已經選擇從政壇“退役”。如今，維爾特羅尼的工作是導演，以及《米蘭體育報》的特約記者。不過為了保持主角敘述的完整性，下文采用普蘭德利的第一視角。

從一堵磚墻到兩場決賽

我的足球生涯始于一堵磚墻。小時候，我翻過這面墻，去教區中心的足球場踢球。小孩子們組隊踢球，先進兩球的獲勝，然后換撥——沒有人抱怨。后來，他們很多人都沒有成為球員，而是建筑師、工程師……我成為了球員，可我很早就失去了父親。那發生在我16歲的時候。在此之前，我是個很難搞的年輕人；失去父親之后，我和母親與兩個妹妹在一起，感到肩上的責任重大。這當然是個悲劇性的時刻，但也讓我成長。

球員時代的我效力過三支球隊：克雷莫納、亞特蘭大和尤文圖斯。在尤文，我們隊內的兩名外援是普拉蒂尼和博涅克。有一次訓練任意球的時候，我們有說有笑，可普拉蒂尼卻不吭聲。特拉帕托尼去問他：“你在想什么？”普拉蒂尼的回答：“等那些開玩笑的人離開之后，我自己單練兩個小時。”在天才的靈感以外，他還是職業精神的標桿。

尤文生涯中的兩個傷心時刻，都來自冠軍杯決賽。1983年，在雅典，我們0比1輸給了漢堡。我還記得那個賽季的沖刺階段，有一個客人經常來到我們的更衣室，他自稱是“律師”（即賈尼·阿涅利）的朋友。這個人對我們說，只要你們能一直保持比賽前15分鐘不失球，你們就能贏得冠軍杯。我相信，這種迷信最終決定了我們的命運：漢堡隊打入第一球的時候，計時器上顯示是第9分鐘，我們失去了信心。塔爾德利覺得，問題出在我們當天到球場太早了，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版本。其實，當時塔爾德利每天都給這個巫師打電話！

第二個瞬間是1985年的海瑟爾。起初，我們待在更衣室，門開了一條縫，我們看到看臺上有很多英國球迷跑來跑去。過了十分鐘，我們從更衣室走出，發現人們開始驚慌逃走，沒有人停下來看普拉蒂尼、博涅克和西雷阿。博尼佩爾蒂過來了，他告訴我們現場有兩名球迷已經去世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不想讓球隊出場比賽。不過，歐足聯代表還是堅持讓比賽繼續進行。比賽結束后，歐足聯代表要求我們帶著獎杯，走到尤文看臺的下方，本來說需要10-15分鐘的時間，但我們只待了7-8分鐘。

我最重要的恩師，當然是特拉帕托尼，我在他手下踢了6年。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那是一場羅馬-尤文的比賽，特拉帕給我們每個人賦予任務，我來盯防內拉。比賽的僵局一直沒有被打破，直到終場前七八分鐘：羅馬獲得角球，我的一個明星隊友走過來，要求我盯防另一個球員，可我得盯防內拉。最后，我聽了他的，而內拉在那次角球中進了球。回到更衣室，這位球員滔滔不絕：“年輕球員的表現令人失望，他們不會成長……”他是誰？意大利人還是外國人？我當然不會說。

我去了淋浴室，遇到了特拉帕。我對他說：“夠了，有一名球員拒絕了他本該承擔的責任。”特拉帕托尼回到更衣室，和我們回看了失球的視頻，他明白這不是我的問題，拍了拍我的肩膀：“晚安，切薩雷。”

意大利陷入“戰術陷阱”

因為嚴重的膝蓋傷勢，我不得不早早退役。當時，我在周日上場比賽，周一整天都得敷冰袋。職業生涯的最后幾年，我回到了亞特蘭大，當時的球隊主帥是蒙多尼科，他和俱樂部主席博爾托洛蒂一樣，都希望我能夠從教。蒙多尼科不知道我是否會成為一名好教練，但他相信把梯隊的孩子們交到我的手上，是正確的選擇。

于是，我還在亞特蘭大拾起了教鞭。這家俱樂部最幸運的事情是：他們一直有靠譜的老板。博爾托洛蒂家族希望為球隊賦予一種價值觀：態度高于一切——我對此非常認同。（亞特蘭大青訓教父）米諾·法維尼對我的影響也很大，我和他共享同一種足球哲學：技術最重要。我們的人才選擇，完全基于技術。對于14歲之前的孩子來說，戰術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我相信這也是意大利足球當下的問題：我們抱怨國家隊缺少特定的球員，比如強力中鋒，可為什么會這樣？這正是因為我們將戰術看得過于重要，沒有注重挖掘球員的技術特質。

執教青年隊的時候，我只有在深思熟慮之后，才會將概念傳達給他們，因為我不想摧毀他們的天才。技術層面上的天才，讓球員們感到自己是場上的主角。回到當下，我看今天的一些青年隊比賽，中鋒的主要任務是做球，其他位置上的球員也被禁止在場上連續盤帶。

前一陣，我和前尤文隊友馬西莫·毛羅在一次活動上，我對他說：如果你生在當下，肯定沒法成為如此出色的一名球員。毛羅對我說：“我很幸運。當初我在卡坦扎羅出道，主教練是馬佐尼。當時，我還在青年隊，在一次與一線隊的內部對抗賽中，我在場上盤帶，馬佐尼大聲對我喊：‘繼續！繼續！’”

如何馴服問題小子？

我在國家隊執教了四年時間。2012年歐洲杯，我們的前鋒搭檔是巴洛特利和卡薩諾。巴洛特利首先是個好小伙，從技術層面上一度是世界上五名最好的前鋒之一，但或許也正是這種高期待，讓他承載了過多的壓力——實際上在國家隊，巴洛特利從來沒有制造過麻煩。卡薩諾？你需要直視他的眼睛，和他進行溝通，我和他之間從未出現問題。如果讓我從執教過的球員中，選擇一個人共進晚餐，我會選擇卡薩諾：他太有趣了。

執教過最聰明的球員是誰？佛羅倫薩的約根森。他什么位置都能踢，靠自己的職業精神，幫助俱樂部度過了經營上的困難。后來，丹麥國家隊的主帥和我見面的時候，給了我一個擁抱，他感謝我幫他“修復”了一名重要的球員。執教過最強的球員？考慮到本可達到的高度，或許是阿德里亞諾。當時我讓他減肥，他很好地執行了計劃，那問題出在哪？他根本沒想成為世界上最強的球員，他的理想是接濟50個巴西貧民窟的家庭，他做到了。

為什么將國家隊帶到奧斯維辛？因為我們都覺得應該如此。我們要走近那個地方，那里代表了人類的極致愚蠢與丑惡，球員們需要體驗這些。我還帶國家隊去了（那不勒斯近郊、曾經被黑手黨占據的）夸爾托進行賽前訓練，第二天我們收到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消息——當時的我們真的觸碰到了一個敏感的話題。足球世界里依然存在對同性戀的禁忌，我在歐洲杯期間發表了相關言論，但在我發言之后，卡薩諾拿起了話筒……你們懂的。

選擇退出也需要勇氣

我為什么選擇結束執教生涯？說實話，那會兒我情緒極其低沉，看所有人都覺得不順眼。教練的身份，讓感受到巨大的責任感，執教佛羅倫薩時，我感到自己也是佛羅倫薩的球迷。關鍵性的瞬間出現在一場桑普-佛羅倫薩的比賽中，夸利亞雷拉為桑普進球時，我在場邊感受到一種從未經歷過的情緒，那是一種巨大的失望感。那之后，我和一位心理醫生聊了聊，他說這種情況很正常，但我的壓力太大，需要休息15-20天——這在足球世界里當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做出了決定。

在足球世界里，抑郁癥確實很常見，因為球員們很驕傲，然而生活中依然存在很多問題：家庭矛盾、夫妻關系、個人疾病、生涯低谷……我嘗試幫助球員們解決他們的問題，可我只是一個足球教練，我的技能非常有限。這是個沉重的話題，不過幸運的是現在幾乎所有俱樂部都有心理輔導師。法喬利陷入賭球案，為什么一個21歲的年輕新星會涉賭？你看到的是一個效力豪門的年輕人，可實際上他或許很脆弱。

當年在亞特蘭大青年隊，我們每年都會開會，強調那些不能做的事情，因為如果小伙子們違規，后果也會由俱樂部承擔。很多時候，球員的問題并非來自他們本身，而是來自父母。也有小球員的父母對我說：“我需要你訓練他們，不需要你教育他們。”其實，我并不想刻意教育他們，但他們的背包上印著亞特蘭大的隊徽。

今天活動的主題是“道德足球”。實際上，我在生活中從不使用“道德”這個詞，我更喜歡談論“態度”。斯帕萊蒂此前表示，自己不希望看到球員們在國家隊帶著大耳機，我對此表示認同：盡管我不會對球員們的平日言行吹毛求疵，然而一旦來到國家隊，你代表的就是意大利。我還會考慮繼續執教嗎？不會。愿意教小孩子們踢球嗎？或許，不過需要是非常非常小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