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足協新一屆領導班子產生的當晚，中國男足在大連進行了世預賽前的最后一場熱身賽。這也許是某種巧合，亦或許是有意安排，一個現實情況是足協新班子全面走馬上任后，中國男、女足兩支國家隊就將迎來年內的兩次“大考”。不過對足協新領導班子而言，當務之急恐怕并不是忙于應付大賽，而更應是撥亂反正、肅清余毒、精兵簡政，盡快讓足協工作全面正常化，讓中國足球將重心全面轉移到足球本身上來。

坦率地說，10月26日在廈門展開的巴黎女足奧預賽亞洲區第二階段12強賽以及11月16日展開的2026男足世預賽亞洲區36強賽，本身都是相當重要的賽事，甚至是可以用生死攸關來形容：如果女足國家隊無緣下階段比賽，未來兩年內沒有大賽任務；如果男足國家隊首戰輸給泰國隊，進軍下階段18強賽希望將極為渺茫，未來至少兩年半時間里同樣沒有大賽任務。

足球作為一個開放性極強的運動項目，過去兩三年的現實情況已經讓中國足球出現了大滑坡甚至是倒退，無論是女足世界杯還是杭州亞運會，都讓國內球迷近距離、更真實地感受到了世界女足運動及亞洲男足運動的急速發展。如果兩支國家隊未來真的再出現兩三年的大賽真空期，中國足球與亞洲、世界的差距恐怕都不能再用“肉眼可見”來形容了。盡管熱身賽、友誼賽可以填補一些空白，但與真刀真槍的大賽較量有著天壤之別。

不過，讓足協新領導班子來承擔男女足如果不出線后的責任，現實情況下恐怕也有失公允。雖然新班子中的不少成員都是原先的工作組、籌備組中的成員，且今年上半年就已陸續進駐中國足協辦公，但他們當時最主要是任務恐怕是配合有關方面對足球腐敗案件的調查，并盡可能維系足協的基本運轉，很難有精力和時間去過問具體的事務。

從這個角度來說，奧預賽和世預賽雖然對于男女足國家隊來說是大考，但不應是對足協新領導班子的大考。盡管競技體育從來都是成敗論英雄，中國足球走到今天這一步，“菜”的確是原罪，但對于在特殊時期和情況下產生的這個新班子，恐怕不宜用固有的“成績與政績”的思維方式與評價體系來進行評判。更何況，一支球隊的建設并不是在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經歷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

實際上對足協新領導班子而言，撥亂反正、肅清余毒、精兵簡政才是當務之急！新班子如何進行足協內部的治理，包括人員方面、機構與部門方面的調整，讓中國足協重新變成一個政治作風過硬、日常以足球業務為主的領導機構，讓中國足球真正重新變成一項事業而不是其它，這才是首要任務和工作。

在新一屆中國足協執委會中，最關鍵的變化就是一個“新”字，20人中僅有4人是上屆留任的執委，其他人都是新面孔，畢竟有關方面希望中國足協“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公眾面前，既與以往的中國足球舊勢力、舊形象進行決裂，更展現出全新的姿態，以求重新贏回信用、贏得民心。”但是，日常處理事務、與基層打交道的恐怕并不是這些執委，而是足協內部的工作人員。社會各界對中國足球沒有好印象，也不僅僅是因為之前的領導班子腐敗，某些工作人員在日常實際操作過程中的各種做派讓基層人員傷了心、寒了心。所以，在領導班子敲定后，足協的中層和員工們接下來怎么辦？特別是那些在反腐中的牽涉其中的人員是否會因此受到黨紀、政紀的處罰，是否還會受到重用？不僅僅足協內部人士在觀望著，社會各界成千上萬雙眼睛都在盯著。這其實才是對新領導班子的第一道考驗！

在2009年底開始的那場足壇反賭掃黑風暴后，盡管中國足球并沒有太多的起色和改變，但至少有一點還是做的不錯，除韋迪最初帶了五名中層干部空降足協外，之后的兩任領導都沒帶所謂的“自己人”、特別是足球圈外人進入到中國足協，足協的組織架構也沒有太大變化，基本還是以足球業務本身為主。【當然，工作效率和效果是另一個層面的話題。】但在過去一個周期中，中國足球之所以進入到前所未有的混亂狀態，恐怕就在于作為“火車頭”的中國足協首先進入了一個極其混亂而無序的狀態。

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足協內部機構從10個突然猛增至28個，還不包括福特寶和中超兩個下屬公司以及香河基地【注：也就是俗稱的“28+2+1”】。一大批與足球毫無關系的人全面進入足協，甚至取代原有專業人員占據著諸多核心部門的中層領導位置。將中國足協的業務部門擴大至28個，出發點和動機并不是為發展搞好足球，而是需要安排所謂的“自己人”有個一官半職，盡管足協已“脫鉤”沒有了行政級別，但只有坐上了相應的位置才能享受到更高的工資和待遇。

以原有10個部門時負責青少年事務的青少部為例，在中國足協擴展成28個部門后，就有青少部、社會足球部、男足青訓部和競賽部共四個部門分別負責處理青少年足球中的社會青訓、12歲以下賽事、青少年國字號隊伍、競賽等相關事務，職能交叉重復，人浮于事的情況屢屢出現，再加上一些負責相關事務的人并不夠專業，因此在與基層打交道的過程中鬧出笑話也是在所難免。

 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原青少部從2010年開始通過六七年時間逐漸搭建起來的中國青訓競賽體系、培養平臺，在足協部門擴展后一夜之間被全部推翻。2018年2月春節前在成都溫江基地進行的全國U13(2005年齡段)錦標賽決賽階段比賽期間，記者曾當面對當時的相關負責人提出質疑：“取消全國青少年U系列賽事，相當于在干‘斷子絕孫’的事情，你們難道不怕成為中國足球的罪人嗎？”也正因為此，面對當下國內足壇“缺少合理的青少年競賽平臺與體系”的說法，記者只能是哭笑不得??

同時，一大批本身并不是從事足球項目的離退休人士或半退休狀態、如來自曲棍球田徑等項目的人士，堂而皇之地成為了中國足球的“顧問”，甚至參與到青少年球員的選拔過程中，畢竟只有“指手畫腳”也才能領取高價顧問費。一個業務部門的領導出行，至少三五名工作人員陪同，這些工作人員本身并不是為足球發展而工作。如此工作作風，可以想見中國足球的基層工作會是一種怎樣的狀態。各級國字號隊伍基本都聘請外教這件事本身無可非議，但聘請過程中的無序令人發指。據不完全統計，當時中國男女10支國字號隊伍，主教練分別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如果再加上一名技術總監，中國足球在聘請外教方面可以說是創下了世界之最，毫無章法與技戰術傳承，中國足球也就不可能有統一的技戰術指導思想。

凡此種種，在基層的足球人也是敢怒不敢言，尤其是那些畢生為中國足球發展而盡心盡力的卻已經退休的老足球人，無不心痛地感慨：“這哪里是在搞中國足球？別說責任心了，連起碼的事業心都沒有，何以搞好中國足球？”所以，那一段時間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中國足協是‘開超市’的，中國足球國家隊是‘八國聯軍’。”此言極其生動而形象地描述了此番全面而深入反腐之前的中國足球，那又是一段中國足球的“至暗時刻”。

實際上，中國足球最不穩定、最折騰的時期恰好就是上一個周期。縱觀中國足球1992年紅山口會議至今，每一次更換足球掌門人，足協內部的組織架構都會根據實際情況有微調，但基本都是基于事業發展本身的需要。但在上一個周期中，中國足協的內部機構幾乎是一年一折騰，如果說公開招聘是“蘿卜招聘”的話，則每一次調整幾乎可以說就是“蘿卜調整”。

2020年5月份，中國足協內部機構設置展開第一次調整，將當時的28個部門整合成為了16個部門，保留1個公司和1個基地的設置，將原來的“28+2+1”變成了“16+1+1”。其中，將中超公司劃入中足聯籌備組；將青少部并入男足青訓部；將準入審查部、注冊部并入競賽部；將女足聯賽部、女足青訓部全部并入女子部；將中超、中甲、中乙三個獨立的聯賽部撤銷，統一由中足聯籌備組負責等等。

 這算是一次撥亂反正。不過在這之后，還有相對獨立的“23辦”與“全國足球發展重點城市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簡稱城足辦)”。某種程度上“23辦”更像是第二個中國足協；而“城足辦”擁有14名工作人員，是人員最多的部門，且還擁有自己的外聘技術顧問，與中國足協聘請的技術顧問完全不沾邊。

2021年8月份，中國足協內部下發文件宣布了14人的職務任免。除人員的變動外，市場開發部被裁撤，其職能并入福特寶公司。職務任免則是因為中國國家隊在2022年卡塔爾世預賽40強賽中獲得了出線權、取得了參加12強賽的資格，算是論功行賞。

2022年8月份，中國足協內部機構再次進行調整，原因是2023年亞洲杯在5月份確認易地進行，亞洲杯組委會須解散。為安排組委會的相關人員，足協借機將一年前剛剛改制后的15個部門又擴展為18個部門，新增設了場館部，將原本屬于社會足球部的五人制足球和沙灘足球、數字化辦公室單獨拆分，新成立了五沙部(即五人制足球和沙灘足球)和信息管理部。也就是說，中國足協在此番反腐之前一直是以“18+1+1+1”的組織機構設置而存在。除了18個部門外，上面提到的“城足辦”也設在中國足協，再加上原有的香河基地以及福特寶公司。不過重要的不是部門的調整，而是一些部門的負責人的上任就屬于“蘿卜安排”。

于是，為什么中國足球在上一輪反賭掃黑13年后又出現了“系統性、塌方式”的腐敗？中國足協的這種部門調整和人員安排，其實已明確地給出答案。而且一些新的中層干部都是由原來的實權人物所安排的，而那些“不聽話”的業務骨干則一律“打入冷宮”。更令人震驚的是，在這次體育系統的內部教育整頓過程中，中國足協在崗約150人，在截止期限前主動交代問題的，工作組在三次協會全會上透露的數字是至少22人，而實際最終的人數恐怕只高不低，因為相關部門之后又延長了最后的期限。在“自首”的人員里，部門負責人甚至更高級別官員占比相當之高，個別人員的退贓款項已達到了“留置”的程度！中國足球在這樣一個“火車頭”的帶動下，能夠發展起來才是怪事。

如今，中國足協新的領導班子已產生，接下來恐怕就是內部機構調整和人員重新安置問題了。也正因為此，機構如何進行調整、人員如何安排才更考驗現在的新領導班子。上一輪反腐過程中，陳永亮在東窗事發后不僅沒有受到處理，日后反而進一步得到重用和提拔，這樣的情況如何避免？在新班子領導下，中國足協想要以全新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決不能再藏垢納污，更不能抱有“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因為社會各界更不希望看到中國足球在未來再度沉渣泛起。更何況，如果“余毒”不清，那些安心于本職工作、不參與其中的原有工作人員又何以繼續安心工作？

現階段，想要讓中國足協在社會上真正有一個全新的形象、重新贏回民心，必須要撥亂反正、肅清余毒。盡管中國足協內部機構的調整和人員安排不會像足代會那樣向社會公開，但所有人都在等待著中國足協的新班子做出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