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4日，在去往海口美蘭機場的路上，來自美國Jupiter Hills俱樂部的總經理Atilla問了我一個問題，他說：“Tina，現在美國的年輕人都不愿意進入俱樂部行業，是什么原因讓你選擇了這一行？”同車其他幾位世界頂級俱樂部的總經理顯然對這個問題也很感興趣，車里安靜了。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回溯到我在大學里選擇專業方向時的思考，我如實回答Atilla：“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歸屬感對我而言很重要，我希望和人有真誠的交往和互動，而不僅僅是商業往來；”大家點頭，我想這確實是俱樂部能提供的屬性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在俱樂部里，會員是那些最富有的人，而為他們提供服務、在俱樂部里工作的人往往是窮人（我其實想表達的是相對弱勢的人群，但一時忘了英語怎么說）……”Atilla點頭，說，確實是這樣。
我接著說：“我希望這些最富有的人可以更好地照顧這些窮人。”回答完，車里的氣氛熱烈了，他們認為這個答案很精彩，同時也認為我很好。
對Atilla這個問題的回答誠然是我的真心話，入行的原因就這么簡單，從16年前選擇專業方向以來一直如此。我從不認為這說明了自己有什么高尚情操，僅僅只是因為無法不受好奇心和對真誠的渴求所驅使罷了，而且在現實中，往往是還要遭遇一些挫敗感的。
送他們搭上返程的飛機，我也要飛去廣州，與CMAA中國分會的前輩和同學們做一個主題分享。我思考良久，最終把題目定為了“高爾夫俱樂部可持續發展的多角度理解”。“高爾夫”和“俱樂部”是兩個概念，日常表達中我們有時把兩個詞混為一談無傷大雅，但分析問題時很有必要拆開分別來看。
在演講中，我對比了一下中西方的文化，給了一道思考題，在中國的文化土壤之上，中國未來的高端俱樂部是否可以完全照搬西方的模樣？這樣的俱樂部能否廣泛地被主流社會接受？未來什么樣的俱樂部精神將能代表中國人的思想境界？
不論俱樂部行業在中國有沒未來，作一些實事求是的思考鍛煉總是無妨。
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有感于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和中國高爾夫這些年來的遭遇，我想說說我對我國高爾夫全面禁止政策的理解。
中國的高爾夫人都知道，從2004年起我國的高爾夫政策從“限制發展”轉為“禁止發展”。但中國的高爾夫人多數不知道，從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展露苗頭、美國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以來，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在市場經濟下也開始進入“關張”多于“開張”的供給調整期，且這一調整期至今仍不能說已結束。從2006年到2019年，全美高爾夫設施的供給量相較于峰值時期縮減了約10%。
是的，我國的高爾夫球場建設從2004年起開始接受政策調整，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建設從2006年起開始接受市場經濟的調整。后來發生的經濟危機大家都知道，由此反觀，從時間點上看，甚至可以說我國的政策調整具有前瞻性。美國國家高爾夫基金會（NGF）從這段漫長的調整期中總結出一個經驗教訓：設施的建設要與需求相匹配。
1980年代“里根革命”以來，美國房地產球場和高端公眾球場的建設成為主流。1986年至2005年，20年間美國高爾夫球場的總供給量躍升了44%，資本的“效率”著實令人驚嘆。盡管有過去67年平價球場（含市政球場）建設所創造出的市場基礎，一旦遭遇經濟衰退，市場的調整仍然來得無情且迅猛。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各地政府出于保就業、保綠色空間的目的，購買了一些財務難以為繼的私營球場，將其轉型為市政公眾球場，但美國的球場數量仍然是實打實地減少了。這樣看來，在2008年經濟危機來臨之際，對于一個高爾夫運動尚未培育起市場需求基礎的國度，我們早年的“限制”和“禁止”何嘗不是塞翁失馬，避免了資源的大量浪費。若以這一大局觀來理解，2004年的全面禁止政策頗為合理。
然而，事情的走向往往會脫離“理智”的范疇，被“情緒”所左右，甚至進而被帶有“情緒”的輿論所裹挾。“全面禁止政策”所帶來的還有相關部門的“明哲保身”，眾多媒體的“人云亦云”以及社會輿論的“以訛傳訛”。但這些都不是我所害怕的，我害怕的是在這種氛圍之下，人們忘記了以發展的眼光和開放的胸懷來看待事物。這樣的情況倘若能發生在高爾夫上，那就也能發生在其他事情上，而這表示咱們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還沒有做到位。
新中國篳路藍縷74年，高爾夫被引入新中國接近40年。此時此刻，高爾夫仍然是一個僅限于高收入人群和高爾夫從業者的運動，公眾高爾夫的發展仍不敢說看見了苗頭，我很有些遺憾。
疫情發生后，少數人可以在高爾夫球場上進行非人群密集、非密切接觸的戶外體育運動，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仍難以享有戶外低密度的體育休閑設施，高爾夫的供給結構如此不均衡、參與機會如此不平等，我很有些遺憾。
我雖然遺憾，但仍試著理解，畢竟，在經濟那么強大的美國，高爾夫運動走向大眾也是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最近，聽聞了一些關于榆林兩座高爾夫球場的消息，我止不住有一些思緒。由于不敢說全然了解具體情況，就只說說我曾親眼見聞的，以及由此所想到的。
大約四年前，因為沙漠球場申請了GEO可持續高爾夫認證，我有幸到訪了并未對外營業的沙漠球場，仔細了解了他們球場的設計理念和養護實踐，與不同部門的員工進行了交流，還體驗了一把他們的后勤生活。我記得當時很羨慕的有以下幾點：球場每年冬天要封場5個月，那就意味著有5個月的帶薪假期；飯堂的伙食很好，肉管夠、菜管夠、水果管夠；由于氣候干燥、平均氣溫低，球場壓根兒沒有蟲害問題的困擾。其他一些專業和嚴肅的內容我就不多贅述了，以免你們認為我收了他們的好處費。我當時心里有一點兒犯嘀咕，球場固然被照顧得很好，員工固然被照顧得很好，但是球場不具備經濟性。我看到的沙漠球場產生的最大價值是在行業大會上，以自身那些“生態友好”的舉措為例來說明我國高爾夫球場設計建造上的一些誤區（多數是從老美身上學來的誤區），告訴大家生態環保的舉措不僅可以降低成本，還有助于提高球場的可打性。我也去參觀了相鄰的球場，兩座球場雖然毗鄰，但在球場品質、養護和經營理念上截然不同。
隨著工作經驗和見聞更豐富一些，我發現，放眼世界那些最頂尖的球場，許多都不具備經濟性，但無論如何，總是有人愿意照顧它們。很多這樣的球場地處偏遠，除了球場的存在以外，它們的土地談不上具有什么經濟價值。沒錯，適宜建造頂級球場的土地由于需要一些獨特的特征和富于變化的地形條件，往往遠離城市，遠離那些傳統意義上的良田美地，而其在財務上的可行性也并不能完全以市場經濟來解釋。皇帝沒有金鋤頭，但這些富有的人確實很愿意把錢花在這些不經濟的球場上。讓有錢人去不經濟的地方按照生態友好的標準來建高爾夫球場，只要做得好，我感覺這不是在擴大社會貧富懸殊，反而是在自發做“轉移支付”嘛。
當然，富人有沒有高爾夫打，輪不到我操太多心。不讓他們參與內循環，他們大可以選擇帶著人民幣出國去打球，為其他國家創造一些外匯收入。作為一個老百姓，我更關心的是像我一樣的大多數。我們不妨把現在部分媒體對高爾夫運動的抨擊稍微轉個角度，轉變為對老百姓為何參與不了這項運動的質問。
消滅高爾夫運動可以掩蓋社會的貧富差距嗎？掩蓋不了。消滅高爾夫運動可以改善社會的貧富差距嗎？改善不了，甚至會有反作用。
在大自然中進行體育運動應該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嗎？應該是。一邊在大自然中進行體育休閑運動一邊與朋友親人進行情感交流，這是高質量的生活時光嗎？當然是。
我敲下這些文字的日子碰巧是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不用看報道也知道現在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抑郁了。何以解憂？醫生大約會有如下建議：多接觸大自然，多參與體育運動，多與真實的人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這些好像恰好都是高爾夫運動能夠提供的嘛。然后我就愈加迷惑了，社會輿論為什么把一個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運動當作“黃賭毒”來對待？
我來說一個會讓大家心理平衡一些的推斷。未來，不單老百姓難以參與高爾夫運動，就連有錢人想要在國內參與高爾夫運動也會越來越難。以美國的歷史為鑒，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的擴張，位于城市周邊的高爾夫球場所占據的土地具備了更好的區位價值和經濟價值，許多球場的私營業主會選擇將土地出售套現，政府或許會將其規劃為別的用途。也就意味著，在城市和城市周邊，更多的球場將會關閉，高爾夫球場供不應求的狀況將更加嚴重。
當然，我大可不必去為富人擔心他們是否要為打高爾夫支付更高的價格、經歷更多訂不上場的煩惱。我所擔心的，是失業的風險。我們說高爾夫球場的優點是能夠提供包容性的就業，換句話來說就是就業門檻低，再直白一點兒就是從業人員的年齡、學歷和專業技能恐怕都不太具備競爭優勢，一旦失業，許多人怕是很難再找到同樣好的工作，甚至很難再被納入正規的就業體系。
當然，我們說，落后產能期望通過制造更大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來綁架政府的支持，這是不對的。是的，然后咱們國家的高爾夫產業反躬自省照了照鏡子，發現這句話說的不是自己。反倒是，在我國力爭產業鏈上游，淘汰落后產能的時候，如果為群眾服務的高爾夫能被允許發展，由于它可以提供包容性的就業，它或許能夠協助承接一部分無法被新經濟所吸收的勞動力，幫助社會實現包容性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