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王曉瑞報道

最近一周，關于是否全面開放中超外援政策的討論熱鬧非凡，看似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每個人都能夠從不同角度解讀一番。包括新任足協主席宋凱，也提出了他的看法，即所謂的“倒逼論”，“國內球員在中超踢不上球，可以去低級別聯賽。”

本周一晚，在觀看中超第28輪成都蓉城和深圳隊的同時，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包括周中的兩個亞冠比賽日。所謂“倒逼論”，真的可以像宋主席所言實現嗎？結果，眼下的這場中超聯賽便是做出一個示范——這話說著容易，實現起來難度不小。甚至不得不要再向宋主席諫言，“您的想法有一點理想化。相比倒逼，有一件事更為重要。”

成都蓉城是一面鏡子

此話怎講？說到開放外援政策，現如今的成都蓉城隊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目前，中超聯賽仍實施4外援同時上場規則，此役成都隊的首發陣容中有21號費利佩、18號安德里戈、11號金敃友和40號理查德·溫德比希勒四位外援，再加上非血緣歸化球員9號艾克森和出生于英國維岡的中國臺北球員8號周定洋，也就是說首發11人中有6人不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球員。而且別忘了，在替補席上，還有一名巴西籍前鋒帕拉西奧斯。

剩下的5名場上球員分別是守門員蹇韜，后衛楊一鳴、胡睿寶，后腰馮卓毅和老將唐淼。這其中，馮卓毅和唐淼今年都已34歲，正在步入職業生涯暮年。然而在早早2比0領先，半場后就勝券在握、大局已定之時，徐正源率先做出的換人調整還是針對外援，即安排前鋒帕拉西奧斯換下后衛溫德比希勒。由于不是對位換人，這很容易給人一種疑問：這次換人，就是為了用滿外援名額而用外援？

“為什么不先換上木塔力甫呢？”帕拉西奧斯上場那一瞬間，有朋友這樣問到我。也正是這一問，更加令人細思極恐。

最終，木塔力甫第82分鐘替補出場，當然，這也是他傷愈之后的復出首秀。不過和他算是同齡人的胡荷韜，就沒有那么好運了。本場比賽，他一分鐘都沒上。顯而易見的是，他如今是被韓國外援金敃友死死壓在替補席上。但不要忘記在去年，出生于2003年的胡荷韜可是全中超最閃光的U23新人，全賽季出場23次，累計1352分鐘，1球1助。當然不能否認的是，這里面有U23政策的作用。

成都蓉城就是一個范本，這不就相當于各隊開放外援政策之后的配置？如果放開，屆時今天的胡荷韜現象，就很可能在各家俱樂部司空見慣。但有必要提醒一下，胡荷韜、木塔力甫可被公認為“中國足球未來三五年的重點培養對象”。年初，他倆率領U20國青殺入亞青賽8強，木塔力甫更是以一射一傳擊垮沙特；而在U23亞洲杯預選賽，兩人也幫助國奧隊順利出線，算是立下戰功，難道現在就要無情地被拋棄？相比之下，我們也有必要注意，把胡荷韜壓在替補席上的金民友是一位韓國球員。

“國內球員在中超踢不上球，可以去低級別聯賽。”宋凱主席提出的這個觀點，實現起來難免會有很多障礙。今年，胡荷韜迄今出場7次，累計176分鐘；木塔力甫稍好，8場271分鐘。對于他倆來講，倘若這種情況延續下去，來年勢必要想辦法外租，甚至到中甲闖蕩。但是，成都蓉城會輕易放行嗎？蓉深之戰賽后，有川籍足球人士就同記者指出：假設明年開放外援，蓉城即使淘汰一部分人，大概率也是那些老邁年高、踢不上球的躺平者。對這兩位新星，他們不太可能輕易放走。而且，別看金敃友現在穩穩壓住胡荷韜，但萬一他受傷或停賽，小胡機會不就來了？但我反問，“可如果韓國人不傷停呢，胡荷韜就得一直坐穿板凳？”

還有胡荷韜一位國奧隊主力隊友，因為在俱樂部全無出場機會，今年夏天曾聯系兩家中甲球隊（其中一支還是升級熱門），希望“降級”踢球。結果卻是他所在的俱樂部老板、包括主教練，就是堅決不予放人。直至現在，此人今年的中超出場數寥寥無幾。

誠然，宋主席的初衷是好的，但低級別聯賽也絕不是想去就能去的，畢竟俱樂部也不是胡荷韜自己家開的。在中國足壇，也不是所有俱樂部都像浙江隊那樣，國青球員高天語、鮑盛鑫踢不上比賽，可以把他租借到河南隊和上海嘉定，有些球隊（教練）擺出的態度就是“球員我寧可不用，也不能放給其他球隊，就是要攢在手里”。比如早年間的廣州恒大。

那么，屆時我們又有什么對策？難不成為了一個又一個可能被荒廢的好苗子，足協可以挨個到各家俱樂部微服私訪，曉之以理同時動之以情？問題在這種事情上，俱樂部又為什么要聽中國足協的？

多踢比賽>倒逼降級

這么說并不是反對開放外援、反對競爭更激烈化。正如記者之前所言，在開放外援這件事上，足協需要找對時間點、找準平衡點。與此同時，也得要制定好各種配置措施，畢竟開放外援已成一種趨勢。

那么針對胡荷韜、木塔力甫這個群體，在沒有了U23政策、競爭日趨激烈，但又不太容易外租他隊之際，有什么輔助方法對他們最有幫助？無外乎是增加比賽機會、制造比賽條件。在這一點，中國足協不如多參考一下近鄰的思路。

比如日本，今天當我們盛贊J聯賽、天皇杯、高中選手權大會（中國球迷所講的高中聯賽，實為賽會制淘汰賽）愈發運營成熟，逐漸做成品牌賽事之時，請不要忽視另一項賽事“日本聯賽杯”的作用。這是一項與英格蘭聯賽杯性質相近的賽事，和J聯賽一樣，日本聯賽杯也是從1992年開始上線，迄今從未中斷，但功能有明顯不同。相比J1，聯賽杯是被各大J1俱樂部作為“鍛煉二線陣容和年輕球員”的舞臺，我們也能經常看到，聯賽杯往往成為各大J聯豪門忙于練兵的試驗田。

就說三笘薫，如今他在英超大紅大紫，但恐怕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他的職業生涯并非從J1起步，效力川崎前鋒的處子秀，是在2019年日本聯賽杯。還有近幾個月在日本國家隊異軍突起的中村敬斗，留洋荷甲的前一年，因為母隊大阪鋼巴引入強力外援，他全年只在J1出場7次。但在聯賽杯卻刷出5場3球的驕人數據，在天皇杯上也有帽子戲法之作。不得不說，這兩項杯賽在當時，對中村敬斗起到極強的助力作用。

然而不只是在日本，泰國足協在足總杯之外（Thai FA Cup）同樣設有一項第二杯賽——泰國聯賽杯（Thai League Cup）；而卡塔爾最多曾在一年舉辦五項杯賽。這其中，Emir of Qatar Cup近似于中國足協杯，冠軍直通亞冠正賽；Qatar Stars Cup相當于日本聯賽杯，只允許一級聯賽隊伍參加；Qatar Crown Prince Cup和Qatar Super Cup都有超級杯影子，但規模和數量不同。而Qatar FA Cup是一項新興賽事，迄今剛剛舉辦兩屆。參賽隊的門檻很有意思：前一個賽季一級聯賽最后8名與二級聯賽球隊。

當然，卡塔爾人一年舉辦5項杯賽的一個背景，是一級聯賽只有12隊參加，光靠聯賽肯定鍛煉價值不夠。在這方面，同樣只有12隊征戰頂級聯賽的韓國K1，則采取另一種方式增加比賽機會——施行三循環制+5輪爭冠組/降級組季后賽，另外針對最后三名還加入升降級附加賽。這樣一來，每支K1聯賽球隊一年最基本的比賽場次，就可以達到38場，這還不包括足協杯和亞冠。實際上早年間，與日本人想法類似，韓國也設有聯賽杯，而且一舉辦就是24屆。后來，考慮聯賽縮編計劃，外加在K1和K2之間加入升降級制度，韓國職業聯盟決定將K聯賽與聯賽杯合二為一，三循環模式也應運而生。

這些舉措所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泰國、卡塔爾球員比賽數量的激增。就以巴吞聯的28歲新銳國腳比提瓦為例，21/22賽季各項賽事共有42次出場，22/23賽季也有32場；同齡人卡塔爾國腳阿費夫，盡管一個賽季的聯賽出場數不會很多，但加上各項杯賽和亞冠，俱樂部比賽場次也接近30場（21/22賽季28次出場，22/23賽季因長期隨卡塔爾隊備戰世界杯，參考價值不高）。

不過這樣的比較還不夠直觀，畢竟泰國、卡塔爾都采取跨年賽制。相對而言，中日球員之間的對比更具有說服力。對此，記者就以武漢三鎮的鄧涵文和川崎前鋒的脅坂泰斗為例，二人不僅都是95年齡段球員，在各自俱樂部都是絕對主力，而且在近些年，并沒有遭遇嚴重傷病或長期禁賽，理論上的亞冠比賽機會也較多。但回首近3年，不說高水平的鍛煉價值差距多少，光是比賽場次，兩人就有接近一半落差。

表格顯示：鄧涵文與脅坂泰斗近三年比賽場次差暫有53場。這其中，2021年因客觀情況，鄧涵文就落后30場。但即便是2023賽季基本恢復正常，脅坂泰斗現在也比鄧涵文多踢了11場。但請不要忘記，目前J聯賽還有4輪未踢，中超只剩最后2場，此外，川崎前鋒還有一場天皇杯決賽。再加上三鎮、川崎各有3輪亞冠，換算下來鄧涵文理論上最多今年也就踢到32場，但脅坂泰斗最多可以出場46次。

重啟中超杯是當務之急

這還是中超、J聯賽主力球員的場次差別，假如把范圍再擴大到年輕球員，差距恐怕更加令人觸目驚心。所以相比開放中超外援政策，當今中國足球最需要的，是擴大比賽規模、增加比賽場次。而在聯賽還有部分球隊欠薪，擴軍難以實現之際，就有必要在足協杯、聯賽杯和超級杯下一番功夫。

事實上早在中超成立初期，足協就曾經短暫舉辦中超杯兩年。要知道當年的外援政策還是注3上2，本土球員可以有大把的比賽機會。即便如此，中超杯依然被推上前臺。這是因為中超元年只有12隊參加，132場比賽數量要比前一年減少近1/3。而在當年，足協把中超杯就定性為“中超聯賽本身的一個配套賽事”，對外宣稱，“給予俱樂部調整訓練和比賽節奏，包括鍛煉年輕隊員的機會。”

或許有人認為，目前中超、足協杯、亞冠賽程安排都很緊張，若加上中超杯，豈不是更有負擔？實際上并不然。今年中超、足協杯日程之所以繁密，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超直到4月15日才開幕。但在日本、韓國，J1聯賽和K1聯賽分別是在2月17日和2月25日開打，從起跑線上，中超聯賽就落后人家近2個月。即便如此，中超現有計劃還是在11月4日收官，足協杯決賽也安排在11月25日，這足以證明賽程編排上還有很大空間。

除此之外，日本聯賽杯的安排也很巧妙，除了小組賽放在亞冠比賽日（亞冠球隊可直通淘汰賽），除決賽外的淘汰賽，通常是在下半年國際比賽日進行。這也從一個側面體現出日本聯賽杯的一個功能，即更注重非本土國腳和年輕球員的培養，以及比賽機會的提供。

而重啟中超杯的一大好處，也有造福足協杯的作用。今年，中國足協杯罕見“裸奔”，賽事隨即都安排為單回合制，但中國足協完全可以考慮，在重啟中超杯的基礎上，把中超杯、足協杯和超級杯捆綁一起，做大做強。其實在這三項比賽中，最具商業開發價值的是超級杯。作為一個賽季各項職業賽事的“開胃菜”，超級杯的辦賽更應該朝嘉年華方向發展，類似籃球世界里的全明星賽。而以先做大超級杯再帶動足協杯發展，或許還有望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包括近些年在沙特和卡塔爾，超級杯的辦賽就有這種趨勢，比賽規模得到擴大，參賽隊由2隊增加至4隊，比以往增加一個半決賽環節。未來倘若中超杯能得到重啟，也完全可以給予中超杯冠軍這樣一個機會，比如把超級杯參賽名額，擴大為中超冠軍、足協杯冠軍、中超杯冠軍和超級杯衛冕冠軍，做成屬于中國足球自己的“大冠軍杯”。

如此一來，場場都是強強對決的超級杯，不僅其關注度得到增強，品牌和價值想必也能大幅提升，同時帶動外界更為重視足協杯和中超杯。不過日本聯賽杯的冠軍，并不是一個直通超級杯的機會。疫情之前，日本聯賽杯冠軍在次年夏天，可是擁有與南美杯冠軍過招的洲際賽機會，比如2019年湘南海洋交手巴西巴拉納競技、2018年大阪櫻花對陣阿根廷獨立，當然，這項賽事的冠軍獎金高達3000萬日元。

包括日本聯賽杯本身的打造也很不凡，冠軍可獲1.5億日元，亞軍和季軍各有5000萬和2000萬。此外，還設有U23球員可以參選的新英雄獎。像前文提到的日本現役國腳中村敬斗，還有井手口陽介、原口元氣、宇佐美貴史，他們都曾榮膺這個獎項。對于當時還年輕的他們來講，這其中的激勵作用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