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強調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

政績觀是領導干部對政績的看法和觀念的總和，對領導干部干事創業有著強烈的導向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當干部就要干事，就要創造業績，否則是立不住的。創造業績，必須解決好為誰創造業績、創造什么樣的業績、怎樣創造業績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好政績觀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把為民辦事、為民造福作為最重要的政績，把為老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實事作為檢驗政績的重要標準。”然而，從近年來全國各地查處的各類案件、曝出的一些問題來看，還有部分領導干部對“為誰創造業績、創造什么樣的業績、怎樣創造業績”這一根本問題產生認知錯位。這不僅影響工作效率和成果，嚴重的還會敗壞黨和政府形象，削弱黨和政府的公信力，破壞黨群干群關系。

當前不良政績觀的具體表現。不良政績觀在不同時期往往有不同表現。當前，不良政績觀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其一，部分領導干部將“大”和“快”作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標。個別國有企業不顧自身規模和能力，盲目承接一些超大規模的工程；個別地方政府未經充分論證，匆匆上馬一些與群眾現實生活脫節的項目；個別干部一味追求經濟的粗放式增長，忽視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建設。其二，部分領導干部想在短期內出成績，便將主要精力放在出“顯績”上。有的地方在經濟發展中輕視生態保護，吃祖宗飯砸子孫碗；有的只看招商數據而不注重營商環境；有的國有企業盲目擴張，只重視企業規模的增長，不愿在科技攻關、培育核心競爭力方面下苦功夫。其三，部分領導干部在工作中追求“賬面美觀”，為經濟發展數據“注水”，甚至造假。有的直接或間接向統計部門施壓，要求將GDP做大、做醒目，以此來標榜自身發展成果。

消極怠惰，敷衍塞責。其一，缺乏主觀能動性。面對中央和上級部門作出的重要部署、下發的政策文件，不是采取有針對性的舉措和行動貫徹落實，而是“以會議落實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對群眾需求選擇性“失聰”“失明”，更有甚者，堵塞民意渠道。熱衷搞作秀式、盆景式、蜻蜓點水式、嫌貧愛富式、游山玩水式調研。其二，缺乏擔當精神。面對急難險重任務，缺乏“挑大梁”的勇氣和能力、責任和擔當，在危機面前束手無策、在困難面前畏葸不前、在風險面前掩耳盜鈴、在重壓面前粉飾太平。

重視上級評價，忽視群眾感受。其一，一些領導干部把上級滿意與否作為衡量工作成效的主要標準，輕視工作的實際效果、漠視人民群眾的滿意程度。有的錯誤地認為，政績是做給上級看的，只有上級認可的，才是政績。持此類觀點的人，在追求政績的過程中，往往不是把勁使在為廣大群眾辦實事、謀實利上，而是兩眼朝上看，上級不說的不做，上級不表態的不敢干，唯上不唯實。其二，有的領導干部認為“有位就是有為”，政績的最終表現，在于自己能否受到提拔重用。更有甚者認為，政績是說出來的，不是干出來的。即政績有沒有、是大是小，完全取決于上級的評價和同級的評說。持此類觀點者，在追求自己所謂的政績時，很難把精力放在踏實干事上，而是謀求上級領導的“重視”和同級同事的“贊賞”上。

當前不良政績觀產生的原因分析。影響領導干部政績觀的主客觀因素是多方面的。黨性修養不夠、自身能力有待提升、現行制度的不完善不完備等，都是造成領導干部不良政績觀產生的重要因素。

從本質根源看，部分領導干部黨性不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說到底，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部分領導干部之所以會在政績觀上出現迷霧，從本質上看，根源在于黨性不強，理想信念不堅定。其一，宗旨意識淡薄。某些領導干部脫離群眾，服務意識淡薄，陶醉于主觀臆想的所謂“政績”，勞民傷財，后患無窮。其二，權力觀、價值觀、利益觀錯位。一些人“官本位”思想嚴重，把當官、升官作為人生最高追求，而不是把為人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作為最大政績；一些人極端個人主義思想濃厚，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不是首先從黨和國家、人民利益出發，而是先替個人打算、看重個人得失；一些人對上級的政策采取實用主義態度，對自己有利的工作雷厲風行地開展，對自己無利或利少的事項則束之高閣，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其三，群眾觀念淡漠。一些領導干部沒有搞清楚、弄明白“為誰創造業績”的問題，偏離群眾路線，與群眾有隔閡，不會、不敢也不愿做群眾工作。

從主觀因素看，部分領導干部干事創業能力不足。能力不足的問題，當前仍存在于部分領導干部身上。其一，對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認識不深刻，對唯物辯證法的運用還不純熟。要回答好“創造什么樣的業績、怎樣創造業績”的問題，需要全面辯證地思考問題，妥善處理好穩和進、立和破、虛和實、標和本、近和遠等重要關系。然而，部分領導干部一味追求“顯績”而忽略“潛績”，只做“顯功”而不做“潛功”，顯然缺乏系統思維、戰略思維和辯證思維。其二，路徑依賴、慣性思維嚴重。新時代以來，伴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要求廣大領導干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然而，部分領導干部路徑依賴、慣性思維嚴重，在謀劃推進工作時，必然會出現因循守舊、封閉僵化、輕重失調等情況。其三，調查研究能力有待提高。深入了解實際、調查研究，真正掌握全面、真實、豐富、生動的第一手材料，是進行科學決策的前提和基礎。然而，部分領導干部在工作中不了解實情，違背規律辦事、突破規矩做事，當然不可能創造真實政績。

從客觀因素看，對領導干部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有待健全。黨的十八大以來，領導干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和獎懲機制不斷優化升級，但在實際操作層面仍存在著一些問題。其一，績效考核機制不健全。在考核內容上，部分地區還保留著“唯GDP論”等觀念，只重數量而輕視質量，只看當下而不管長遠，這在客觀上容易刺激追求“短平快”業績的沖動。在考評方式上，偏重考察結果而忽視過程，只有周期性考察而缺乏動態性考察。其二，容錯糾錯機制覆蓋不到位。領導干部在掌握權力、肩負責任的同時，也必然承擔著一定風險。由于容錯糾錯機制并不健全，部分領導干部擔心因決策失誤、舉措失當、政策失效，而被追責問責，故消極“躺平”。其三，干部任期制度不完善，特別是一些關鍵崗位的領導干部調動過于頻繁。涉及到很多周期長、見效慢、回報率低的重大工程和民生事業，都需要主要領導干部拍板決策、推動落實。如果主要領導干部調整過于頻繁，或多或少會影響工作的推進力度，進而導致一些領導干部不重視“群眾評價”，只重視“領導認可”，熱衷“政績工程”“形象工程”。

關于樹立正確政績觀的對策建議。不良政績觀，不僅影響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事業的順利發展，也影響領導干部的健康成長，給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帶來嚴重危害。對于當前這些表現形式各異的不良政績觀，必須有針對性地多措并舉、多管齊下，予以克服和糾治。

加強教育，強化黨性鍛煉。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起決定性作用的是黨性。領導干部只有黨性堅強，摒棄私心雜念，才能保證政績觀不出偏差。第一，加強政治理論學習。要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的系列重要論述和指示精神納入干部教育，以黨的思想路線教育來培養真抓實干的政績觀，以黨的初心使命教育來涵養為民造福的政績觀。第二，加強根本立場教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我們謀劃推進工作，一定要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好事實事做到群眾心坎上。第三，加強群眾路線教育。教育領導干部堅持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以人民群眾為師，問計于民，問需于民，使自身工作和群眾需求有效銜接，努力為民造福。

增強本領，提升干事創業能力。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指出，領導干部要增強八大本領，即：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增強干部推動高質量發展本領、服務群眾本領、防范化解風險本領”。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秋季學期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干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指出要提高七種能力，即：政治能力、調查研究能力、科學決策能力、改革攻堅能力、應急處突能力、群眾工作能力、抓落實能力。“八大本領”“七種能力”，是廣大領導干部落實和踐行正確政績觀過程中必須掌握的本領能力。

強化法治思維，堅持依法用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按規律辦事、按規矩做事，是黨員干部必須堅守的原則。”法治是現代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必須遵循的一個基本規律，法律是最大最重要的規矩。領導干部必須強化法治思維、不觸法律紅線，堅持依法行政、依法用權，真正做到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同時強化同級人大監督、完善政協及民主黨派的監督、重視人民群眾和輿論的監督，充分發揮監察審計機關的作用。

完善體制機制，為領導干部樹立正確政績觀提供政策引導和制度保障。第一，完善政績考核機制。完善政績考核的指標體系，要在“為民造福是最大政績”的基本原則之下，對領導干部的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價值觀念等作全面考察，對其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的工作成果作全面評估。與此同時，還要完善績效考核方式，將年度考察和任務考察相結合，將內部考評和群眾考評相結合，實施靈活多樣的考核方式。此外，可利用大數據技術，開發電子政績考核系統，對領導干部的工作進行動態管理。第二，完善容錯糾錯機制與終身追責機制。在實際工作當中，應堅持嚴管和厚愛結合、激勵和約束并重，堅持“三個區分開來”，讓領導干部卸下思想包袱，輕裝上陣。同時，對重大項目實行終身責任制，防范“政績”變“劣績”。第三，完善主要領導干部的任期制度。關鍵崗位的主要領導干部不宜調動或調整過于頻繁。避免領導干部因急于出成績而搞一些短期行為，也避免因人事變動、新官不理舊賬而出現重大工程項目爛尾，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失。

文/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課題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