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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克洛普的粉絲。

同時我也屬于他的粉絲里數量眾多的一類人——不是他執教的球隊隊迷，甚至不太會持續地關注他的球隊，但不管他執教哪支球隊，都喜歡他這個人。

利物浦前市長喬安妮· 安德森表達過和我近似的態度。在為克洛普頒發代表本市最高榮譽的“利物浦自由”勛章時，她說自己并不真正關心足球，但仍然熱愛克洛普。這也是很多人的感覺。盡管他們可能支持不同的俱樂部，但他們仍然可以在克洛普身上達成共識，他類似于英格蘭足球的最小公約數，就像伊麗莎白女王曾是整個聯合王國的最小公約數一樣。

克洛普不僅在英國，也在德國和很多地方享有這樣的愛戴，但“最小公約數”的事實無疑在2024年10月9日被打破了。離開利物浦4個月的克洛普突然宣布自己將從2025年開始出任紅牛國際足球總監，這條消息在德國炸開了鍋，很多人認為這代表著克洛普徹徹底底的背叛。甚至連克洛普帶過的球員格羅斯克洛伊茨也表示，有機會他會當面對克洛普表達不滿。

在仍然堅持50+1股份原則的德國足壇，資本始終被認為是社區足球的大敵。盡管沒有石油巨富收購德國俱樂部燒錢買人，但德國人很滿意這樣的現實。克洛普執教過的德甲美因茨、多特蒙德和英超利物浦都是根植社區的俱樂部，而克洛普也一直被視作“足球社會主義”的典范，他親善、他在意大眾的感受、他維護球迷利益，他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堅持普通，他在日益分裂的世界里強調聯合。在美因茨城里流傳一個典故：“為什么美因茨沒有人去找克洛普合影？因為早就人手一張甚至N張了。”

然而，在德國人眼里，紅牛是跨國資本入侵足球的象征，只是因為德國足球的先天規則壁壘，紅牛才被限制在東德萊比錫那個旮旯里無法徹底施展資本潛能。即使4個月前就有了風聲，德國也沒有人愿意相信克洛普會不惜引發擁躉們的怒火加盟紅牛，甚至包括和克洛普有一定私交的《萊比錫人民報》首席記者圭多·舍費爾。

舍費爾在6月份譏笑爆料的薩爾茨堡媒體說：“要我相信這條新聞，倒不如相信我會接管美因茨主教區，并在那里制造方形的莫扎特巧克力球。” —美因茨主教區是德國最古老的教區，莫扎特巧克力球是薩爾茨堡著名的球形甜點—在克洛普官宣以后，做出如此極致嘲諷的圭多·舍費爾不得不收回自己的話，對薩爾茨堡的媒體同行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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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克洛普十幾年前剛執教多特蒙德的時候就認識了紅牛集團創始人迪特里希·馬特希茨。當時的紅牛足球還沒有確定發展方向，迪特里希·馬特希茨同樣在努力接觸業內人士，咨詢看法。

2022年去世前，迪特里希·馬特希茨在與克洛普的又一次見面中正式發出了邀請。雙方在口頭上達成了一致，但并未簽署任何協議，因為克洛普自己也不知道會在利物浦呆到什么時候。

離開利物浦以后，克洛普決定兌現這個承諾，他在6月初去了薩爾茨堡，為了避免被人認出，其刻意穿著低調。他和迪特里希·馬特希茨的兒子兼紅牛繼任者馬克·馬特希茨敲定了這項合作。盡管要到2025年1月1日才正式上任，但克洛普早已開始為紅牛多個俱樂部的發展規劃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萊比錫、薩爾茨堡、紐約、利茲聯、都靈、布拉甘蒂諾和大宮松鼠等隊，以及已經進入談判最后階段的法乙球隊巴黎FC。

如果了解紅牛投資足球的歷史，或許可以明白為什么迪特里希·馬特希茨會“托孤”克洛普。當這家奧地利飲料巨頭在2005年入主薩爾茨堡俱樂部時，無論這家俱樂部還是奧地利足球本身在歐洲足壇都是無足輕重的，奧地利足球的強大歷史發生在距今80、90年前的1930年代。在紅牛到來之前，贊助和冠名薩爾茨堡的企業先后是百貨商場、儲蓄銀行和賭場，一度球隊名稱就是“賭場薩爾茨堡”。

最開始幾年，薩爾茨堡憑借紅牛的投資贏得了奧地利聯賽冠軍，但在經營方面和其他球隊并沒有太大區別。自2012年朗尼克擔任紅牛總監開始，這位“總設計師”為紅牛系球隊打造了卓具慧眼的發展規劃—保持球隊年輕化，跨國挖掘新秀然后培養轉賣。

從2014年開始，薩爾茨堡紅牛不僅獨霸奧地利聯賽王座10年之久，而且賣人收入超過3億歐元，這和其他所有跨國資本收購足球俱樂部都形成了巨大的區別。奧地利其他球隊也開始模仿紅牛模式，例如格拉茨颶風，奧地利聯賽的水平得到了明顯提升。奧地利國家隊又在請來朗尼克以后獲得了飛躍性的進步，開始可以在和世界強隊的較量中毫不畏懼地展開對攻，甚至在2024歐洲杯拿下荷蘭。

薩爾茨堡模式也移植到了紅牛系的其他俱樂部，例如巴西的紅牛布拉甘蒂諾，最開始紅牛投入較多幫助球隊升入了巴甲，最近兩年則已經完全開始自己造血，靠青訓和賣人掙錢。

迪特里希·馬特希茨很清楚不進則退的道理，尤其是在體育領域，如果紅牛足球希望在激烈的競爭中維持住自己的特色，必須再請來一個在理念、個性、人品等方面都可以和朗尼克媲美的設計師，未來的歷史會對他“托孤”克洛普的決定給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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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近期和同行的交流中，有不少人認為，圖赫爾出任英格蘭隊主帥的輿論風波要比圍繞克洛普入職紅牛的爭議更有關注價值。

從媒體的角度來說，這種看法不無道理。1996年英格蘭闖入本土歐洲杯四強對陣德國，英國媒體直接在標題里寫：“快投降！”結果英格蘭和1990年世界杯半決賽一樣，被德國人點球淘汰出局。這一次，輪到德國《世界報》把“投降”放到標題里，或許這里應該翻譯成“投降了”。接著，圖赫爾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很抱歉，我剛好有本德國護照。”

然而，我對圍繞圖赫爾的炒作并不太感興趣，它不涉及民眾的感受，而是英國媒體慣有的炒作手法。英國人擅長反復地販賣自己的歷史，無論勝利還是衰亡史，在德國第四次奪得世界杯冠軍之前，英國媒體愛說雙方是平手——德國3次世界冠軍，而英格蘭贏了1次世界冠軍和2次世界大戰。這些段子寫出來就是給全世界關注和搬運的，用以增加英國人的存在感。

相反，德國球迷對克洛普去紅牛的反應要真實很多，不少人是真的認為克洛普的選擇是對社區、社會體育的冒犯和背叛，而德國媒體沒有炒作，更多是收集了民眾的這些反應。這也是我對這件事情的基本態度：克洛普的選擇不引發我任何一種正面或者負面的情緒，但是德國民眾的反應讓我做出了很多思考。

我想到最多的一點是：德國人對基于社區和公共意識發展起來的足球俱樂部抱有的深刻情感和執著，是一種我從來沒有親身體驗過的感受。體驗和捍衛這種感受應該會是很美好的事情，盡管這意味著對一個深受愛戴的教練產生怒火。我很好奇，十年后，德國人會怎樣記住克洛普。

本文原載于第901期《足球周刊》